| 第十三章 卢沟桥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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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戎相见这个成语，是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语意内含丰富，词意文雅，充分表现中国文字的特点。可是，若看华北军事形势，你会对兵戎相见这个成语做更切实更准确的解释。
前面已经多处提到，日军不断在平津市区及近郊军事演习。例如：
在北平长安街举行的坦克步兵巷战演习。
在演习的街道两旁，中国军人的岗哨如同路边行树，一直伸延下去。这些哨兵身着英式军服，手持上好枪刺的步枪。因二十九军非常重视士兵身体素质的训练，所以，每个士兵身体精壮，站立如桩，瞪着眼睛，看着日军的步兵和坦克从他们的眼前过去。将军们还经常表彰他们：
“没给中国人丢面子！”
反之，中国军队的演习，日方的监视也是如此，甚至过之。不仅监视，还对中国军队的战术、技能、特点等进行研究，很想发现有如大清国海军士兵把军服挂在大炮上凉晒的信息。二十九军官兵这一点还够面子——没有这样的信息。
如此敌我两军见面的特殊规定情景，实属历史上鲜有，可否称之“兵戎相见”！
单说那卢沟桥，1937年6月以后，丰台日军到卢沟桥附近演习频繁起来。
一般的说，日方演习的目的性比较强，如：以某街某巷为目标的巷战演习，以某地某军为假想敌的进攻演习等。而中国军队的演习目的朦胧，大都属“示威”性的演习，就是“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对于敌方的特点，可能发生的情况，敌方战斗力，将领用兵方法等很少考虑。
1937年6月份以后，丰台日军以卢沟桥守军为假想敌的演习日渐升级，先是日出而来，日入而回，后来变成日暮而来，日出而回，再后不分昼夜，甚至连日连夜持久演习。先是一般空弹训练式的演习，后是实弹实战式的演习。
这次，金振中的部队负有夺城夺桥任务，不能“烧饼夹肉”，只能摩拳擦掌，站在宛平城墙上作壁上观。
一日，日方提出，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石桥到长辛店进行演习。守军拒绝。日军兵围城下，僵持10余小时。
两方士兵无论谁一走火，可能中日大战就开始了。
日军已经摸透了华北当局的特点，于是找当局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折衷方案，日军可以通过宛平县城，但不能通过卢沟桥石桥。日方同意。也许日方本来的目的就是进宛平城。宛平城是一个长640米宽320米，长方形微型城——全国最小的县城。从东门到西门一条中轴路整整640米。没有南门北门，中轴路两旁各160米即是南北城墙。从宛平中轴路通过顾望两边，城中一切一览无余。日军通过城池再出西门，即到卢沟桥石桥桥头，桥距西门仅50多米。走这一趟，可以讲，把一切建筑设施，军事部署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天，日军丰台一木清直大队所部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带领下，神神气气威威风风地进了东城门，向西门缓缓前进。这位军官轻轻策马，左顾右盼，只见持枪携大刀的中国士兵密密排列在路的两旁，有点像仪仗队。这更加显露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日军的战马虽然也训练有素，可是它究竟不是天皇宝驹“初雪”，经常见到这样阵仗，这马感到眼生，恰恰此时站在路旁的中国士兵的大刀在阳光下一闪，刺眼的闪光射向马头，这军官的坐骑一惊，向路旁躲去，一脚踩到了一棵小树，小树在马蹄下倒下去。小树边站着一个中国的持枪岗哨。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见树倒，伸手抓住马头的辔头：
“罚款两角！”
这次日军军官开始很横，要兵戎相见。中国官兵围了过来，说他损坏中国树木，必须赔偿。他回顾左右，见所率中队已经走到城池正中，四面城墙上枪口向内架着机枪，也许四周建筑之中还有伏兵。一旦动手，中国人岂不是在瓮中捉鳖。他虽然很想挑起中日冲突，但在现在，首先是自己受皮肉之苦。衡量利弊，还是红着脸掏出了两角钱。
日军出了西门，已经到了卢沟桥桥头，根据双方协议，不再通过石桥，而向北行约一公里，再越过铁路，到了大瓦窑村附近，准备开始演习。
这日军行动路线，实际上等于拐了一个90度的直角，按正常行路，是舍近求远，根本无须通过宛平县城，从丰台可直达大瓦窑。那意思，有点像天津青皮式的挑衅，但也不尽然，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宛平城东大枣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即击中宛平城中营指挥部，据说，日本人进宛平城时已经量好了步子，算好了距离。幸亏指挥部早有准备，转移它处。
史学家一再提及“两角钱”事，赞誉士兵爱国行为。当然一个士兵的爱国也只能作到这些。
再看全国动向：
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大公报》记者，对时局发表谈话，强调西安事变已经解决，要求“抓经济和教育”等。
日方估计，国民政府在准备长期抗战。
6月12日，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移至庐山，以预防中日冲突突然发生。
6月21日，蒋在庐山官邸召集冯玉祥和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韩复榘的代表张招堂，召开了华北对策会议，商讨在万一情况下，南京协助华北防卫问题。
6月24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电邀全国各界知名人士300余人，于7月15日到23日间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国事谈话会。被邀请的人，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民间盛会。
6月25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从7月20日起至24日，在庐山召开全国陆军军事长官会议，已向全国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200名军官发出通知；并决定7月27日召开各省主席会议，还计划召开各省主席与军长、师长、参谋长联席会议。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张樾亭参谋长（二十九军参谋长前是张维藩，后是张樾亭）的“布阵”方案和张克侠副参谋长的“兵出山海关”方案又提到日程上来。
张樾亭方案即是在平津、张家口、保定这些华北北部地区，由北至南部署三道防线，此种方案恰是蒋介石所崇尚的德国整军布阵方法。这种布阵方法，中方伤亡率极高，中日两军对比，最高伤亡率达20∶1，平均已在5∶1以上。恐怕与这布阵方案有关。
张克侠方案，即共产党方案，张1935年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以攻为守方案即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以副参谋长名义向二十九军提出。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二十九军自三十五军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
二十九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也是因为不了解敌情，所以敌人的数量，也成千古之谜。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二十九军。
从客观估价，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但突然袭击的前题是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才有后劲儿。
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二十九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二十九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
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这时候他已经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忙着为先人修坟。
北京的气候，一般在每年的7月7日到8日，才开始进入雨季，才开始下第一场大雨。
1937年7月6日，好像为了令中国人纪念这一天似的，清晨就下过了每年的第一场大雨。雨中，驻丰台的日军清水节郎大尉率领着他的中队在炮兵的配合下，通过宛平县城，然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开始以卢沟桥为假想敌的攻击演习。
金振中营长为了侦察敌情，在午饭后，换了便服，扛着铁锹向大瓦窑附近日军的演习地走去。他刚过卢沟桥火车站，就远远地看到日军队伍，这些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也开了上来。金营长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感到不同寻常，见机溜了回来。回到营部，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金营长摊开军事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工作。问到卢沟铁路桥守卫排排长的时候，金营长特别叮嘱铁路桥与石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没有拱卫城，只是桥头一片空地，兵力无法调动，只能死守。
前面已经介绍，当年修建卢沟桥和宛平城目的是拱卫京城，宛平城在桥东，京城一侧。而现在态势已和以往不同。日军已经占据丰台，兵出其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兵力部署方向也要和当初相反。永定河东岸（北平一侧）兵力部署的突出部位就是宛平城。宛平城内驻守着九连和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城北铁路桥东头是十一连，城南一带沿河驻守十二连。重迫击炮和预备队均在河西。假如当年建桥和建城的先民忽然活过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理解这些枪口对着京城的队伍，是在保卫北京（北平）！建设平汉铁路的先辈，在建设卢沟铁路桥之时，恐怕也没有想到，此处将是中日交战的焦点。而更难设想敌兵出击方向是在北平一侧，有了铁路桥更增加了中国军队扼守的难度。
7月7日，昨天虽然下了大雨，酷热并未缓解，太阳一出，人如在蒸笼之中。
在北平的外交使团的先生们，难耐北平的酷热，都到北戴河海滨避暑去了。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中早找不到这些衣冠楚楚的先生，剩下的只是几个无关紧要的人，不过是在馆里守摊儿。但是，日本人的使馆例外。
7月7日，上午，驻守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附近演习。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各距约1500米，成三角形。
7月7日，上午，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于昨天得三营金振中营长报告（此时团长吉星文在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10日回到宛平），已命令吉星文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属二一九团）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对今天，日军演习动向，感到形势紧迫，电告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并催促他马上返回北平。
7月7日，秦德纯市长准备欢送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教育界、新闻界社会名流20余人去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座谈会。此时，在中南海的乾隆爷的书房里正在准备盛大筵宴。
7月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学生们在为争取全民族抗日而罢课。
7月7日，宛平县的工作人员从清晨就忙着国大代表选举。7日这天乃正式投票日期，监票人员已分赴各区乡。根据河北省府的规定，投票箱要原封不动地送至省府保定，而且要求一律当天送到。下午4时，各区乡镇票箱收齐，为了当天送到保定，同铁路局商量，请让下午5时30分南下火车在卢沟桥火车站停一下，铁路局同意，临时停车1分钟，随即将十几个票箱全部送上车，并派两人护送。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5个小时以后，在宛平城下，中日两国两个民族的命运决战轰然爆发。
7月7日，北平城内，唯一着了慌的人是石友三。石友三听术士之言，委曲求全在宋哲元帐下做冀北保安司令已经一年有余。他日日占卜，天天打卦，均无结果。这时他的副官满头热汗疾步走了进来，石知有事，抬起头等着他说话，副官凑近一步，身子向前略躬，说：北平城里到处在谣传，“七夕之夜，在华北必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七夕之夜，就是今天，柳条沟事件是指在奉天（沈阳）柳条沟发生“九·一八事变”。石友三一愣，副官又补充说，这消息在东京已经传说很久，最近才传到北平。
石友三站了起来，叫了一声“备车”！副官忙着帮他穿上中式长袍。石友三嘴里嘟哝着，“难怪今天卦有异兆。”
石友三上了自己的专车，直奔东交民巷日本辅佐武官（是中日特殊国情下的名义武官，实受东京陆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今井武夫的家中，今井不在，据说到好友陈子庚家赴宴去了。陈曾到德国留学，并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今日在家中设宴告别好友，准备启程到庐山参加座谈会。宴会刚刚开始，石友三唐突而入，因石与今井是旧友，陈子庚即请石入席。石友三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眼下正在交战，武官知道情况吗？”
今井不承认有此事，劝石放心喝酒。
石友三又说：“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
宴会刚上凉菜和燕窝，大家举杯祝酒。石友三举了举杯，一饮而尽，拱手告辞。主客哑然相观。
7月7日，暮色降临，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迟迟不撤，并加紧构筑工事。为防备万一，宛平警察局在天黑前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7时30分，半阴，看不到月光，宛平城若隐若现。清水节郎大尉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夜色漆黑，22时40分，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共18响（据日方统计）。
从当时华北形势看，中日双方军队频繁演习，无论是空弹还是实弹，都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这十几声枪响，却揭开了中日全面大战的序幕。
在当时情况下，两军经常“烧饼夹肉”式的演习，枪响也不是回事。如若枪弹落在对方阵地，而有所伤亡，那可另说。这回枪响只是引起日方一名新兵失踪，这名新兵叫志村菊次郎。就是向假设敌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
“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编者注）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执行任务返回时，在黑暗中走向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二一九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三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时间：7月8日晨2时以前。
北平市市长，二十九军驻平津最高指挥官秦德纯（当时军长宋哲元回山东乐陵）的回忆：
七七之夜，约在11时40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
1937年7月7日……
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
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一时左右。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干部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围在桌子的周围。这时从卢沟桥附近送来的情报接踵而至，大家听着，却沉思少言，室内鸦雀无声，每人脸上流露着极其严肃的表情。
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开枪之事，双方均未造成任何伤亡，甚至子弹落到何处都不知道，和听了一阵鞭炮差不多。志村菊次郎走错了路，又走了回来（另一说，志村小便，去了20分钟，我们姑且按走错路说法）。事件再没什么可延伸的余地，下面该中方赔礼道歉膺惩肇事者了。不行！
秦市长回忆：
“……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谈判结果：先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
中方代表：王冷斋（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
日方代表：樱井（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寺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大尉）、斋藤（特务机关秘书官、大尉）。
共6人，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同时丰台日驻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500余人并炮6门，向卢沟桥出发。
调查团车辆开至宛平城东约0．5公里处，遇准备攻城日军，日军埋伏于铁路涵洞下，已经枪炮摆列，作好战斗准备。日军指挥官副森田胁迫中方代表观看日军战线，并以武力恫吓中方代表。
大概寺平代表，害怕进城困于缧绁，在日军阵地，就拿出了地图，对王县长说：
“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县长冷冷地回答：“此来只负调查使命，你所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森田手指日军枪炮威胁说：
“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开眼，你等同样危险。”
代表进城，进城的工作就是调查，调查什么？
日方代表樱井又提出与寺平类似的要求：
（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10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双方代表，唇枪舌剑。时间是8日凌晨4时50分以后。
在这之前，凌晨4时，牟田口联队长已经下达战斗命令如下：
“……一木大队长在凌晨4时许，从前线打来电话，并特地要求牟田口联队长亲自接电话……电话中请示说：
“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
应该怎样处理才好？请指示。”
于是联队长斩钉截铁地命令说：
“被敌攻击，当然还击！”
他又避开话筒，独自嘀咕道：“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在前线的一木少佐似乎也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又叮问一声：“那么！开枪可以吗？”
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
“上午4时23分！”
（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
1937年7月8日，上午4时23分，在这个时间，实际已经决定中日之间战与和的前途，已经脱开了战争的缰绳。一木大队长向牟田口联队长请示的含意，即是请牟田口大佐负起挑起中日大战的责任。牟田口不在乎这些，像腌过的老咸菜一样，牟田口浑身的细胞都像被中世纪的武士精神腌渍过了。后来牟田口调到印度支那战场，他已经提升为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了，日本已经面临战败，牟田口还不顾他手下的所有官长反对，宁可将所有官长撤职，还要一味地进攻。可见1937年，将牟田口放在北平，也算“权而用其长者”。
7月8日，北平的雨季开始了。凌晨5时30分，北平地区下起了滂沱大雨。宛平城内外朦胧在漫天而下的雨水之中。
城内军民紧张地行动起来，在抢构掩体工事和运送弹药。
一木清直大队长，已经得到牟田口的“尚方宝剑”，在这大雨开始之际：5时30分，下令向宛平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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