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2月12日
现在的确到了我离开这里的关键时刻了。今天早晨7时，张带来一位从天津来的朋友，他姓冯，在大方巷一个美国人那里看家。他的妻子临产，胎儿3天来一直抗拒来到这个悲惨世界(我们确实也不能责怪他)，孕妇看来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引产。这时他们竟然跑来找我！“我又不是医生。”张说：“对的。”“我也不是快马’(中国北方人称产婆为快马)。”“对的。”“我是‘市长’，用不着去为别人接生！你们赶快把产妇送到鼓楼医院去！”“是的，”张说，“这三点，你说得都对。但是你得一道去，否则产妇进不了医院，她会死的，孩子也会死。你必须一起去，这样一切就会好，母亲会有救，婴儿也会活着！”真是天大的玩笑，你们这些傻瓜、无赖。大家都去，就是说我也必须一同去。这真是难以置信，我一走进那房子，那男孩就生下来了。母亲笑了，婴儿也笑了(实际上是叫喊，但在这一时刻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很高兴。张，这个滑头精，又是他有理。此外，这个玩笑还要我花去10元钱，因为我必须给这个可怜的男孩带点小礼物。
如果这故事流传出去，我就要破产。只要想想，城里有25万难民。你根本想象不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下午5时
中国飞行员“来访”，整个天空布满了飞机，日本防空部队开炮，竭尽全力，但是却没有命中！——这就好，因为没有人想走进防空洞。中国人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同胞进行空袭时是安全的。
菲奇先生今天下午随同“友好的海军”又从上海回来，带来了香肠、干酪、胰岛素和许多邮件，其中也有妻子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看上去她挺精神的)和韦尔纳厂的舒尔茨第37号信件，并附有下面的柏林报纸剪报，剪报上欢呼“拉贝出任南京市长”。啊，孩子们，我多想退休时可以拥有一份市长退休金！——中国的先生们，我看你们该自己管理自己了，或者自己统治，或者让别人统治，我是不想再干了，我必须休息了！
韦尔纳·舒尔茨
柏林西门子城
1938年1月12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
尽管我估计，附上的这份报纸简讯可能已从各个方面到达您手中，但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把它寄给您，因为当您读到您在南京的工作也受到这里新闻界的如此赞扬和肯定时，必定会感到高兴的。
从施密特先生寄来的几张照片上，我们看到您站在防空洞的入口处已经钦佩不已；您安排工作的时间是21时～23时，从中可以看出，您仍然保持着您的幽默感。当然，我们在这里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在中国发生的事，也经常想念您。
我们希望，您在南京的家中会安然无恙地度过这个时期，因为我们不时谈到，撇开您在东亚的30年时间里所收集到的一切美好东西不谈，一个人处在战争区域之中是多么艰难啊。
我衷心祝您和您夫人未来万事如意；我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在您好客的屋子里度过的美好时光。
请您代向韩先生和李先生问好。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韦尔纳·舒尔茨
附：
德国办事机构在南京重建
上海1月10日电讯
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大使馆行政官员沙尔芬贝格和领事馆秘书许尔特尔于星期五乘坐一艘英国炮艇离开上海，已经到达南京。德国大使馆在南京的办事机构随之又将重新开始工作。它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德国人在南京的财产并查明损失情况。根据已知情况，有12栋德国人的房屋完好无损，其余房屋的损失情况这里尚不清楚。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在过渡时期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海军士兵兵不血刃地占领青岛后，日本当局答应保护第三国的国民。根据目前已知情况，在青岛的所有德国人全都安然无恙。
我的朋友舒尔茨(这个名字经过德译汉，汉译德，舒尔茨有时遗憾地发现，他的名字听上去像“鞋带”)没有说错，从其他方面也传来了类似的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一个德国人维护南京的秩序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汉堡消息报》)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不久，有两位中国政府官员住在我的房子里，他们的箱子里装满了钱，他们在许多场合都给我的佣人小费，小费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由于蒋介石曾答应给我们委员会10万元，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拿到8万元，为此我要求这两位先生给我写份书面声明，说明他们不拥有应提供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钱。他们交来的声明如下：
南京，1938年2月9日
致约翰 H．D．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
我们谨通知您，我们从中国政府那儿收到的资金，总额为5万元(大写：伍万元)，我们将这些钱分配如下：
1．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2万元
2．给南京国际红十字会 3万元
共计 5万元
上述款额我们已按委托付给上述单位。
我们听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先前已收到过6万元，因此总共已给该委员会
8万元，给南京国际红十字会3万元，已付讫。
我们特此声明，我们很遗憾，再也没有其他基金可提供给上述组织。
顺致崇高敬意
签名：周清锋(音译)
龙顺钦(音译)
直接促使我询问和取得上述答复的起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天，我发现我私人办公室的书桌上有一捆纸币，一共有5000元，同时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了您值得尊敬的、拯救穷人的行动。”我立即将这笔钱交给委员会会计组，给了这两位中国人一张正式收据，他俩接到这张收据时显然有点吃惊。
下面这封信是今天由美国大使馆交给我的。
金陵大学校长办公室
中国南京
汉口办公室
大利亚大厦12B
1937年12月9日
致拉贝先生
西门子洋行
南京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谨以金陵大学师生员工的名义，对您将您的汽车供给我们用于运送人员和行李表示我最诚挚的赞扬和衷心的感谢。没有您友好的帮助，要把500多人及时从南京运往汉口，我们是完全办不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本周还要继续到中国西部去，我们希望路过这里的每班船都能带走一批人。无论如何还得过段时间，我们才能使所有人登上旅程。
我们常常惦记着南京。我们希望，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能摆脱战争的恐怖。
对于您为建立安全区所做的一切和正在做的一切，我们向您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怀着许多良好的祝愿向您问候！
您非常忠实的
签名：陈裕光
金陵大学校长
此外，我今天还收到同样由美国大使馆转交的如下电报确认：
电报确认西门子洋行(中国)香港分行香港，1937年12月1日发报时间：1937年12月1日致南京办事处
我们收到上海如下电报，应要求，将它转发给您：“不同意那些措施，请立即动身去汉口代表洋行利益。”
西门子洋行(中国)
香港分行施……
2月13日
9时～12时委员会开会，讨论预算问题。根据菲奇的报告，上海和其他地方共为我们募集了20万元。因此我们目前的总财产约为30万元。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办一些事。
下午在平仓巷做礼拜。贝茨博士发表了令人惊异的讲话，他谈论亚伯拉罕·林肯，说林肯的名言在一些方面仍完全适合于当前这年代。他朗读了1863年林肯的宣言。
对于今天收到的、上面援引的洋行1937年12月1日电报确认必须说明，我从未收到过这份电报。尽管当时有人通过电报建议我，避开对我生命的更大危险；若是德国大使馆离开南京，可以和他们一起走。最后，还要求我发一份电报，说明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据我现在从电报确认中看出，上海总部对此不同意。不过我从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这确实是一件憾事。我真是个倒霉鬼！当时我的确是听话的，现在这事不中洋行的意！当然可以相信，洋行上述电报的意图只是为了使我避免任何生命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没有收到电报是好事。作为一位很守纪律的职员，也许我在最后一瞬间还会改变我的决定，并乘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去。众所周知，这条船遭到了日本人的猛烈轰炸。此外，我总是在怀疑，假如我跑了，西门子洋行(中国)在南京的其余雇员以及还有一些穷苦的可怜人今天是否还活着。
我还是出乎意料地成功地搞到了木板箱。在我的老百姓中(即在我院子里的难民中)有一个木匠，通过他的关系我弄到了20只木板箱，而且不仅有木板箱，还有稻草。这些难民中有几个人冒着大雨，从汉西门城外拖来了3车稻草，总共花了2元钱。木匠免费帮忙包装行李。可以看到，和穷人的友谊是有价值的。有时(例如这一次)甚至十分有价值，因为木头几乎从市场上消失了。
克·克勒格尔先生从上海发来的信还附了“简讯摘要”。
1938年1月30日《字林西报》简讯摘要：
美国驻东京大使提出更强烈的抗议
日本一名哨兵打了 J．M．阿利森先生耳光，这一行为引发出新的外交交涉。
美国官员的报告已发表(华盛顿，1938年1月28日)：
国务院今天委托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在南京的一名日本哨兵动手殴打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 M．阿利森的行为。
目前在驻南京美国大使馆代表美国利益的阿利森先生报告，他被一名日本哨兵毫无理由地打了耳光。——在给格鲁先生下达指示的同时，国务院公布了阿利森先生关于这次被打受辱事件的报告，报告与日本人的叙述有很大不同。
(对这一事件的较长叙述待续)
同一报纸的摘要：
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
日本大使认为中国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并因此持怀疑态度。
伦敦，1938年1月29日讯
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吉田茂先生今天在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中，对传到欧洲的关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残酷暴行的报道表示遗憾。他补充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大使接着又说，我已经电告东京，报道我们部队残酷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英国，我请求不要对我隐瞒真实情况。关于据说日本士兵虐待平民并当着父母的面杀戮孩子们的报道，使我感到异常震惊。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您到哪里去进行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象的。我作为我国的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合众社)
前一篇文章中关于一名日本兵殴打阿利森先生的事件，这时已通过日本政府出面郑重道歉而获得解决。
从《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全世界这时已获悉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残酷暴行。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大学医院
中国南京
1938年2月12日
致王承天先生
自治委员会
南京
我们期待2月14日星期一早晨上海救援南京组织用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来100吨蚕豆。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先生通知我们，日本当局已经表示，希望这次船运粮食事宜由贵委员会进行办理。
为此，我们请求贵委员会为我们运进这批货物，并取得许可证，将这批货物寄存在贵委员会的仓库里。这些蚕豆应该免费分发给南京的穷人和有困难的人。
我们对贵委员会满足我们的请求预致谢意。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罗伯特 O．威尔逊大夫
致美国大使馆电，南京发出：上海，1938年2月14日收到：南京，1938年2月15日11时急件——下面是致斯迈思博士和特里默大夫的：
我们星期日继续查询的结果是，蚕豆靠岸的地点完全由南京军事当局决定。如完全由自治委员会运入，预计不会有困难。——汤姆逊
高斯
2月14日
由于我们这里发生了几例脚气病(鼓楼医院愿意提供详情)，我们曾请求上海运给我们100吨蚕豆，这批货应该于今天由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抵这里。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早已发给许可证准许船运这批蚕豆在下关靠岸，但是南京的日本军队尚未同意，后来果然遭到了拒绝。今天下午1时，上海的无线电台报道了这事，并指出：由于我们的国际委员会(上海人称为“南京救济委员会”)和自治委员会“缺少合作”，运入货物产生困难，不言而喻，运人之事只允许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从我们上面收录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我们早已于2月12日就此事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请求。由于此事涉及鼓楼医院(大学医院)，因而该信由医院的威尔逊大夫签署。日本人声称，他们对南京的脚气病一无所知，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里的健康状况。
2月15日
昨天晚上，龙和周离开了我的家。他们今天要动身，怎样走，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对我讲，我也没有问。我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他们一路平安抵达香港。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现在忙于收拾东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许这和我的糖尿病有关。但是，这不要紧，我差不多已经闯过来了。总会成功的！妻子说得对，不要在最后一刻发生“抛锚”，她在最近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她当然认为，我应该以最最安全的方式(乘坐炮艇)走，不要像克勒格尔那样坐运货车，而且还是在敞开的车厢里，免得最后又得了什么病。就这么做，妻子，别担心！“蚕豆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人就威尔逊大夫的信已拒绝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将豆子交给自治委员会，否则这货物不许运人。由于我们这批蚕豆是在上海买来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交出去。而且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日本人突然拒绝自治委员会把豆子分配给我们的各个难民收容所。此外，这些蚕豆是委托鼓楼医院代销的，就是说，日本人试图禁止把粮食交给私人机构。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与英国大使馆一道)作出努力，促使日本人改变态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据我刚才听说，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一致决定，给上海西门子洋行发电报，请求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神经的确有些吃不消了，我真想出去休假旅行。此外我也担心洋行的人会认为，是我本人叫人拍这份电报的，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具外，我已经把所有小件物品都包装好了，此刻我就坐在已空出了一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舒适设备。大件家具和已装好的木板箱，我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请韩(湘琳)看管。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
1938年2月14日
难民
1937年12月下半月难民的人数达到最高点时，在25个难民收容所里共有6.9406万人。1938年1月25日有6万人，而今天在24个难民收容所里只有3.5334万人。从1月28日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发布命令，要难民最迟于2月4日离开难民收容所以来，收容所的难民人数曾减少了2.5万人。我们可以看作为成果的是，在上海的日高先生到达后，日本人根据我们的抗议，秘而不宣地表示同意不再使用武力在2月4日将难民赶出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同意只是对我们委员会秘密作出的；1月28日发布的命令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日本人通过自治委员会的代表于1月30日检查了难民收容所后，还强调重申了这项命令。国际委员会也建议有条件的难民返回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回家只能逐步进行。应该预见到，数万名难民中特别是寡妇、丈夫被抓走的女人以及房子完全被烧毁的那些人，要过几个月后才能回去。这些人当然必须在特别为他们而建立起来的难民收容所里受到照顾。根据日本当局对返回自己住处的家庭登记的报告，今天在安全区内还有15万人，而今年1月份是25万人。由于回到自己住所的家庭仍然需要我们帮助，因此我们在最近为重新定居而开放的每个区内都设立了一个恢复秩序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
援助
现在仍看不出短时期内有重新启动经济生活的迹象，甚至不久将有经济生活的希望也甚微，某种程度的局部性生产也不可能。至于安排好在城墙内外小块田地和小菜园春播春种，也是困难重重。许多地段、建筑物、设施以及储备都已被毁坏，只有极少数工人为日本军队和其他日本当局工作而得到报酬。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生活的复苏在今后几个月内是不可能的。形势的严峻还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剧：大部分市民都是依靠带来的储备粮食生活，这些储备每天都在减少，毫无疑问不久就会耗尽。因此可以预见形势还将恶化，在今后数月中要求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援助。
行政管理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目前的一切救济工作均由组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实施。由于在元月的最后几天有五分之二市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安全区与市区其他部分之间的严格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国际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继续进行工作。
国际委员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与它共同从事了大规模的粥厂工作。此外，委员会还和红卍字会合作主持两个大粥厂，红卍字会同时负责掩埋尸体，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个组织虽然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今天在城里各个地方还有3万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近郊下关。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关心中国的伤兵，对大学医院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而原先的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因此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我们与自治委员会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以前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在新岗位上，只要是在日本当局许可的范围内，都和我们进行合作。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开放禁令，通过他将大量的米和面粉出售给居民。为此目的，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从圣诞节以来(早在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这些人合作将粮食和燃料运进城内。正是这个委员今天领导着自治委员会的汽车修理厂，实际上负责全部车辆的调度，并负责车辆优先供社会服务使用，然后才派其他用途。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与自治委员会下属的救济课的合作。救济课与我们的恢复秩序部之间每周共同举行数次座谈会。尽管实际效果要将来才会显示出来，但这两个组织已经提出了恢复秩序工作的共同计划。实际合作工作按两种方式进行。一些难民来自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他们想返回家乡，对此，自治委员会将努力为他们争取免费运送，我们委员会则准备给这些难民每个人发一小笔回乡救济现金，以帮助他们克服回乡开始时的生活困难。日本当局交给自治委员会2000袋米供免费分发。自治委员会将应由其救济课分发的这批储备粮中的绝大部分，先在安全区外面他们的店里出售，出售所得的米款再分批交还给救济课。目前救济课已经声明，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将对从我们难民收容所返回自己家园的每个家庭免费发给一小部分储备米。
我们与日本当局的合作，至今实际上只停留在他们默认和容忍我们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上，但他们同时试图竭力限制我们的工作。最近几周来，这种限制已有所放松。他们曾允许向安全区运进了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这些米其实不是给我们委员会的)；他们还答应不用武力将难民赶出安全区；他们允许我们将100吨蚕豆从上海船运到这里来；我们现在得到了给一位美国医生的入城许可证，这位医生以前就是鼓楼医院的工作人员，现在又回到南京。甚至在严格限制我们工作的时候即今年元月，日本人也允许自治委员会给安全区的粥厂供应煤，当然我们必须支付煤钱，因为这些煤是私人经营的。这些与我们难民收容所紧密合作的粥厂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分布面很广的利益团体。
运回和分配储备粮
从1938年1月11日以来，日本当局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售米，但允许居民到位于安全区以外南边一里处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米，并将这些米带进安全区。开始只允许每个难民买2斗米，但后来允许买一整袋。最近，安全区外东边不远处的自治委员会另一家店也卖面粉，当然只能少量出售。此外，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不久前向安全区运进了给自治委员会的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
由于我们就地购买补充粮食或从上海进口粮食的努力受到日本人的阻止，我们的粮食储备已大大减少。目前我们还有1267袋米、266袋面粉和12袋蚕豆。因此我们目前的储备粮只能免费发放2个星期，即只够发到3月1日。现在我们就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即由红十字会在下关购买免费发放的米并支付米款。
我们今天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使我们的难民收容所能够直接向自治委员会的粮店买米，使我们自己少量的储备粮得以留作这个不可靠的供应渠道万一发生中断时使用。
上海的日本海军中将已签发许可证，准许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并在南京上岸，第一次突破了至今对粮食运往南京的禁令。
但是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却为蚕豆的到岸和运进城提出了先决条件，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蚕豆交给自治委员会。这批蚕豆原先是委托大学医院销售的，但是在事情办到一半的时候，医院向日本军队表态，请求自治委员会为医院运入这批蚕豆，储存在自治委员会的仓库里，并在那里免费分发给穷人。日本军队至今仍拒绝这项建议。我们委员会暂时还未下决心建议医院将这批货物无条件地交给自治委员会，因为蚕豆是用托付给国际委员会的钱购买的，因此国际委员会要对这批货物的最终去向负责。决定运入这批货物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看看这里的一个民间救济组织是否能够运入粮食。蚕豆是中国普通食品的重要部分，当前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免费将这批蚕豆发给穷人将会阻止营养不良状况的继续恶化，因此它对两个月来几乎只是以粥为生的南京居民有很大帮助。我们的医药顾问也建议食用蚕豆以防止脚气病。这种病已在难民收容所里出现了。
国际委员会竭力敦促日本当局发还前中国当局合法给予国际委员会的1.O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这项努力直到今天也未获成功(有关这方面的全部详情请见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1938年1月27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函件，文件号44)。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自己已无法向难民分发食物，我们将不得不改为发放救济现金，就是说，只要自治委员会还在出售米和其他食品的话。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12日，日本人只提供了5200袋米(包括前面提到的供免费分发的2000袋)和1万袋面粉。2月12日，日本当局通知自治委员会，他们将在6天内给自治委员会每天提供1000袋米，并说假如自治委员会能够运入这些储备粮的话，将会继续得到同等数量的供货。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在3天内总共只提供了2300袋米。但是，为了维持25万居民的生活，每天就需要1600袋米。因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私人口粮不久将用尽，目前供应的数量是绝对不够的，因而情况十分危急。日本人从占领南京以来，正式提供的全部食品还不够维持一个星期的。
约从1月底以来，允许农民们到城外的地里去取蔬菜等东西回来。但据这些人说，走那么远的路是不值得的，因为地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
凡是运给医院的东西，由于规模小，至今都是由外国炮艇运输的，可以毫无困难地运上岸，并交给医院。真正的困难是运进和分发给全体居民所必需的食品。
财务预算
我们委员会的财产现在，总共有30万元。是由下述组织捐助的。
南京：
前南京政府 8万元
卖米收入 1.3万元
南京基督教徒战争救济委员会 7000元
小计 10万元
上海：
中国银行家协会 5万元
美国红十字会 2.5万元
英国市长基金会 2万元
黄金律基金会(1900美元)6350元
扶轮国际 2500元
西雅图中国俱乐部(610美元)2035元
其他组织(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尚未转到我们的账上)10.9115万元
小计 21.5万元
总计 31.5万元
因为上述款项中有一部分为受行情波动的有价证券，为小心起见，我们将财产总数估定为30万元。
这里附上的财务预算是为了说明关于打算用作今后两个半月即至5月1日所必需的总款项。这项财务预算只包括我们目前所能支配的款项，只限于南京的工作，平均每人只有1.20元。
除了几个司机和苦力外，国际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志愿救援人员做的。至今我们发给中国的志愿工作人员只有每天的口粮和1角2分钱的菜金。但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并无其他任何收入，而我们又不想不必要地过度占用他们的救济储备粮，因此我们决定从2月1日起付给中国助手现金报酬，每人每月约为10元～35元左右，包括全部零星开支在内。在过渡时期，必须对人员进行工作调动，从难民收容所管理部到恢复秩序部等，我们总共需要420个助手，从事包括从苦力到委员的各种工作。
其他
国际委员会很清楚，除了财务预算中列举的项目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工作也必须完成，而且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这些工作也是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此提出居民的健康状况。他们长期严重缺乏营养，每天的伙食经常只有两顿，而且只是稀粥。还有，这些人都是挤住在一起，生活在一种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它对孩子们、孕妇们和身体虚弱的人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些平民实际上应该在大学医院得到医生的治疗。而医院人员流失严重，缺乏经费，与工作范围的规模不相适应。医院的医疗工作应该相应地扩大，在各难民收容所和市区开设诊所，制定出一项医疗卫生工作和注意观察居民健康状况的计划。
自治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最多只能维持一所医院，即便是这样，也只是为了不丢面子。
此外，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一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口的栖霞山难民营；还收到了有2000名难民的葛塘集需要救济的请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本城居民区的艰难和贫困，也应该考虑到有许多人是从外地逃难到这里或是被驱赶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们想返回自己的家园；还有成千上万滞留在城里的乡村居民，此刻正在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
南京和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人们最多只能希望有一小部分田地会被耕种。当我们询问一些农民是否有春耕的种子时，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是否有足够的米话下去。金陵大学的5个大农场仅剩一点儿蚕豆，其余的一切都被日本军人抢走了或烧掉了，包括所有房屋、家具、库房和储备粮。其他上千个农场也是同样的痛苦命运。可惜我们不能直接采取行动恢复安全，使人们进行正常的劳动。但是，我们必须设法搞到种子。如果可能还要搞到耕田的牲畜。
尽管25万不同年龄的难民没有一所小学、戏院或体育场，但我们遗憾的是，还是不能考虑重新开放小学和娱乐场所，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
结论
尽管有各种困难和不安全因素，国际委员会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努力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办事，虽然我们也经常会为大批一贫如洗的难民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济金而丧失勇气。国际委员会十分感谢许多友好组织给予它的慷慨的援助、很好的建议和巨大的关注。我们请求继续给予援助并提出建议，使我们的努力能够继续下去。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预算
(1938年2月13日通过)
1．食品
5万难民2个月(3月和4月)需1万袋米，
每袋价10元，计 10万元
附加食品 3万元
小计 13万元
2．燃料
每天供粥厂10吨煤
2个月烧煤：600吨，每吨20元，计 1.2万元
3．恢复秩序
救济返回南京以外家乡的难民5000人，每人1元，计 5000元
救济2000户家庭(住在难民收容所内，自己原有住房被烧毁)每家10元，计 2万元
通过提供借款、劳动救济和各种项目的直接救济 7.5万元
小计 10万元
合计 24.2万元
4．行政管理(3个月：2月、3月、4月)
(1)中国助手的生活费用：
工作人员数 每月 3个月
总部办公室 13人 170元
管理房屋与难民收容所 193人 2350元
食品部 51人 520元
卫生部 128人 1640元
恢复秩序部 35人 1050元
小计 420人 5730元 1.719万元
(2)杂费：
人数 3个月
汽车：4名司机 360元
汽车修理费 200元
卡车：675车货物，米和食品及煤，
每车2元 1350元
卡车修理费 250元
办公杂费 100元
小计 2260元
合计 1.945万元
5．计划外开支基金
如无更重要的开支，则用于恢复秩序的费用
总计(今天拥有的款项)30.145万元
南京，1938年2月15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了欢送您，定于本星期四下午4时在金陵实验小学举行告别茶会，敬请出席！
我们大家十分希望您能放弃您的旅行计划，在这个困难时刻不离开我们。南京还十分需要您。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签名：明妮·沃特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