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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
在我们委员会的上述报告中(它不得予以发表)，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红卍字会的说明，尽管它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至今还有3万具尸体尚未被掩埋(其中大部分在下关)。这些数字指的是那些最后被打死的中国士兵，他们拥挤在下关，没有能够渡过长江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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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注：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遍及城内、城外，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日军杀害我同胞达30万人员有说服力的证据。据记载，慈善团体共掩埋18.5万余具尸体(其中，祟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红卍字会收埋4.3123万具，红十字会收埋2.268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私人共掩埋尸体3．5万余具(其中，湖南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收埋2.873万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收埋7000余具)；伪政权共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中，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组织收埋遗骨3000余具，伪下关区区长刘连祥组织收埋尸体3240具)。日军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部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人长江中。日军战俘太田寿男，攻陷南京时任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据他供认，曾与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800名士兵、10辆货物汽车和30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太田寿男负责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负责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江尸体有5万具，合计被日军毁尸灭迹的总数为15万具。由以上统计，可以得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由于拉贝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其所称红卍字会的说明仅是当时红卍字会主要在下关的埋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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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我告别，我的所有美国朋友一个接一个地邀请我，虽然他们大家自己也没有多少吃的东西。现在又轮到了明妮·沃特林小姐请我去喝茶告别。沃特林小姐在12月最恶劣的那些日子里，率领400名逃难的妇女和少女穿过城市，将她们安置到安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里，她由此赢得了我的特别尊敬。
英国大使馆的代表杰弗里先生今天答应我，他将为我向英国海军请求，让我或者乘2月22日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或者乘两天以后开航的英国炮艇“艾菲斯”号去上海，我可以带上一个佣人(经日本大使馆同意)。因此，还有一个星期，啊，然后就回国去啰！
2月16日
自治委员会吉米·王同时(暗地里)又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告诉我，中国人已决定把我们总部的房子宁海路5号买下来赠送给我们委员会。多么好的想法。自治委员会目前没有钱，不过这一点好像并不重要，我可以设想得出，现在的房主(银行团和张群部长)将为此目的赠送这所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用自治委员会花一分钱。
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带来消息说，“蚕豆问题”已获解决，已准许运进蚕豆，既可以在安全区内也可以在安全区外予以分发。
2月17日
很可能我将于2月22日或者23日乘“万通”号(就是要运送蚕豆到这里来的那艘轮船)离开这里。据我刚才听说，这艘轮船也被允许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上的难民(即尚在三桅帆船上的中国难民)带往上海去。邮政专员李奇先生正在和日本人商谈开放这里的邮政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在受到破坏的任何地区恢复通邮方面取得成功。
南京，1938年2月16日电报
致维克莱伊，黄金律基金会
林肯大厦，纽约
汇款已收到，谢谢。25万南京平民中现在有5万人靠免费的口粮维持生命。因为经济生活估计在数月内不可能重新恢复，如不继续进行救济，形势可能还会恶化。我们打算扩大大学医院的医疗服务，救济数千个那些父亲或丈夫被杀死或被抓走的家庭，以及数千个被烧毁房子的家庭。我们想为耕种农田提供种子和耕畜，使南京周围地区的菜农和农民们能够重新开始农事耕作。没有一个家庭不在某种形式上遭受到战争的灾祸。因此我们请求继续予以救济。
菲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6日
致自治委员会
南京
谨请允许我用书面形式确认不久前与尊敬的贵委员会代表所作的商谈。商谈中我们一致认为，由前市政府交给我们国际委员会的全部行政管理责任将随着自治委员会的成立而结束，并移交给现已完全承担了这种责任的贵组织。从这时起，我们委员会将是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就我们的考虑，安全区也应该由此停止存在。
我们高兴地获悉，方厚先生已被任命为第四区的区长，据我们听说，这个区包括有前安全区的区域在内。我们十分乐意随时和方先生进行合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的工作。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
签名：G．A．菲奇
总干事
2月17日
明妮·沃特林小姐组织的告别茶会令人十分愉快。除了贝茨博士和菲奇外，还邀请了邮政专员李奇先生、阿利森先生和罗森博士。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但告别是十分难受的。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就是说要求我不离开南京。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佐我的衣服后摆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车。在我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后，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我不得不步行走回家去。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昧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
2月18日
委员会会议：“蚕豆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我们给上海克劳德·汤姆逊发去了下述电报：
南京，1938年2月18日电报
致克劳德·汤姆逊，上海
因为我们得到了这里日本军事当局的保证，如果将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他们就对在前安全区内或区外分发蚕豆不加任何限制。因为我们深信自治委员会将会令人满意地做好分发工作，我们国际委员会和大学医院决定将分发蚕豆的工作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万通”号轮船目前尚在芜湖，可能会在下周三返回南京，对卸货事宜会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我们谨请您注意，我们委员会已将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信函明天发出。——斯迈思
我任命米尔斯先生为副主席或执行主席的提议被接受了。我还要留任约两个月。如果以后我回不了南京，米尔斯可能将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主席。我们决定，将安全区委员会的名称如同在上述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索恩先生被指定为去美国旅行的菲奇先生的继任人。斯迈思先生除任秘书的职务外，暂时还将继续担任财务主管职务，但以后应该减轻他的负担。跌伤脚的里格斯先生在痊愈后主要应该为恢复秩序部工作，因为他在“农业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他将放弃恢复秩序部运输主任的职务。今天离开上海来南京的布雷迪大夫将以他的一部分时间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鼓楼医院将为此得到某种方式的补偿。
我和以前一样，仍是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委员。
陆今天和辛德贝格驾车去栖霞山江南水泥厂。
上海路上的售货棚被拆掉了，其中一部分又在山西路搭了起来。
福田到总部来访问我，通知我去上海的事已最终被批准了。他不知道还准许我带一个佣人走的事，因此他还要了解一下。也许我带蔡一起走。“万通”号已定于2月23日起航。
2月19日
从英国大使馆得到消息说，我可以乘英国炮艇“蜜蜂”号在星期三即2月23日起程。“万通”号要晚些时间才到达这里。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杰弗里先生想打听一下，我是否可以将53箱家用物品由“万通”号运往上海。日本大使馆的福井也表示要努力就船运事宜获得日本军方当局的准许。如果得不到许可，我就不得不把我的东西留在这里。家具反正必须留在这里，只是可惜都没有包扎好，因为我现在已无法搞到木箱。
2月20日
国际委员会的中国人想要于明天下午4时在总部给我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我必须赶快写好一份讲话稿，恰如其分地对每个人表扬一番。那些美国人(他们当然全都被邀请参加这个招待会)还要于明天晚上8时在平仓巷为各个大使馆举行一个特别的招待会。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们也邀请了日本人。罗森博士是否还会来很成问题。他说，他不愿意再和“刽子手们”在一起聚会。这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肯定是太过分了，但是很难和他这个人打交道。
下文译自中文。
南京，1938年2月17日
致约翰·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
尊敬的拉贝先生：
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
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抱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雷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28日和2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大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礼！
您十分忠实的
24名难民的代表(签名)
尤朱氏 朱唐氏 王苏氏
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
南京，1938年2月19日
致难民
尤朱氏 朱唐氏 王苏氏
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
南京
你们2月17日的来信已悉。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对你们的痛苦深感震惊。关于请求调查你们来信中提到的那些年轻人下落以及他们的命运(是死还是活)，他们是否或何时能够再回来，我们已经不遗余力地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搭救他们。我们一再向日本人提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答复总是千篇一律，说他们对查询的年轻人一无所知。
你们可以从中看出，为了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已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辛劳。令人感到极大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回答你们的询问。我们希望你们会理解我们的难处。
假如你们无法维持生活，我们请你们向我们委员会的恢复秩序部提出申请，说明你们家庭的人数、年龄和目前的生活状况，请求给予救济。这样我们委员会肯定不会拒绝你们申请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签名：约翰·拉贝
大学医院
南京
1938年2月19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先生：
昨天我对你们有关医院财务情况作了错误的通报，对此深表遗憾。
简而言之，我记得，红十字会对在我院三等病房免费治疗的病员支付了一个月的费用共5000元。昨天我却以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额外同样付给了我们5000元，供一个月的。但现在查明，我们只收到了红十字会的5000元，这个款额也只是供1938年2月用的。
根据我的仔细估计，我们每月结算要透支5000元～6000元，而且是从1937年11月底起。我们的医疗活动至今几乎都是依靠11月底以前存在仓库的储备药品和包扎材料等维持的。
我们的病员一天比一天更付不出医疗费用了。但是，在我们预算的基础上和在缺少受过培训的医生、护士和助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做好工作。
我们指望依靠贵方的合作和帮助，以克服我们的透支情况。
对贵方的帮助预致谢意。没有贵方的帮助我们是无法支持到今天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的
签名：C．S．特里默
又及：我还记得，您还结清了中国政府为治疗士兵欠我们的账目。现特附上一份今年2月初所作财务报告的副本，使您手头有这个数目。
金陵大学医院1938年2月初的财务报告
这是我们能够提出的第一份财务报告，供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了解我们目前维持医院活动的状况。报告采用月度预算形式，我们建议把这个试预算看作是今后6个月的基础。本报告参照过去两个月的经验，提出报告前已将各个项目和过去6年的实际支出作了比较和核对。从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每月的全部开支目前为1.4791万元，而我们以往的正常预算为2.36万元。
我们估计每月总收入为2000元，与过去每月2.1万余元的收入相比大大地减少了。尽管我们的医疗活动范围没有过去大，服务内容没有过去多，但我们对病员的服务并没有减少。诚然，服务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重病员和贫困病员都需要它。过去两个月，我们实际上每月向病员收费约2500元。尽管如此，我们不得已决定将2000元的小笔款额估算为向病员的收费收入。这些病员都是难民，他们仅有的一点现金在今后6个月将会大大地减少。
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负债的话，我们每月必须筹集到1.0748万元。我们希望，我们能从救济基金中得到相当于免费病员在医院实际治疗费用的款额，即每天每人约8角钱。我们过去两个月的预算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得以补足或平衡。它答应1月份给我们5000元，但我们工作的实际费用达6000元左右。
如果全部病例确实都是三等病员，我们当然无法抵偿这笔费用开支。每天8角钱的款额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即除去三等病员外，还有一等、二等和特等病员，由此三等病员的费用得到了补偿。因此，如果要想把我们的医疗活动维持下去，我们就必须每月至少有5000元的补助。我们同时将本报告寄给南京当地的救济组织、大学校长及财务主管，以及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朋友们及捐助人。目前的邮政情况不允许我们等待进一步的答复。
您一定会理解，这里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在困境下所需要的最基本需求。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人数有限，他们医疗工作的时间很少。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有5名医生和30名护士，过去却有22名医生和92名护士。我们所能找到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与我们的其他人员相比，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经验也不足。有一些护士只上过一个月的急救培训班。因此我们现在的医疗业务水平并不高。我们正努力尽可能地提高全体职工的水平，对增加的人员进行试用。但在这个预算中并未安排有提高职工业务水平以及改善业务状况的经费。
在预算中也没有规定扩大我们业务的经费。但是，改善公共卫生和在许多收容所里开设医疗诊所已迫在眉睫。仅在大学校区估计就住有1.9万名难民。我们请求布雷迪大夫回来，并请另一名外国医生和两名外国护士也到南京来，但只有这些人作为志愿救护人员并由外界支付他们的费用才有可能。医院的费用也必须由特别的救济基金来承担。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我们最初决心继续开展医院的业务时，我们并未想到钱和生活费用的事。但是，现在如果要想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必须想到筹措经费的问题。诚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会出主意。我们打算先继续做好今后6个月的工作，希望会取得比今天预算中提出的更好的结果。
本报告系由金陵大学副校长 M．S．贝茨博士、医院的牧师特里默大夫和医院领导委员会委员、现任院长麦卡勒姆牧师送达给您。
签名：C．S．特里默大夫
M．S．贝茨博士
麦卡勒姆牧师
附件一份
金陵大学医院1938年2月、7月紧急状态预算的建议
每月支出
外国人员薪水 2400元
中国人员薪水 2200元
行政管理 350元
经营和维持 2191元
厨房 2500元
洗衣房 50元
亚麻布 250元
外科和药品供应等 1750元
药房和药品商店 2500元
实验室 250元
其他(请求？)350元
合计 1.4791万元
每月收入
传教士薪水 1600元
传教补贴 360元
赠礼(亚麻布内衣)83.33元
病员收费收入 2000元
计 4043．33元
透支 1.0748万元
合计 1.4791万元
我们建议，免费病员的5748元由救济基金支付，其余每月由医院的捐助人募捐筹集5000元作为补贴。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致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
P．F．普赖斯牧师先生
亲收上海
我们委员会对您提供的慷慨救济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您为我们的利益举行的募捐活动，获得捐款21.1万元，并借此机会确认已收到您通过乔治·菲奇先生在2月12日转交的2万元现金款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另一笔为数1.5万元的款额。此外，我们也十分感谢您克服众多困难在短时期内办成了发运蚕豆事宜。这批蚕豆于下个月交货，对于这里居民的健康尤其是(如同我们所希望的)对在难民中抑止脚气病的蔓延十分适时。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此名称更符合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便于委员会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
鉴于我即将离开南京，现特通知您，我们委员会于2月18日选举 W．P．米尔斯牧师先生为副主席，同时接受了我任命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先生为财务副主任的提议。此外，斯迈思博士先生仍留任他目前的秘书职务。
此外，我们要告诉您，乔治·菲奇先生在上海为我们委员会在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开立了两个账户，即一个账号为18412的美元储蓄账户，一个为当地货币的支票账户。菲奇先生于2月18日将这两个账户转到了我们的财务主管刘易斯·斯迈思博士的名下，并请求银行对来自美国汇到菲奇先生名下的汇款(电汇或期票)记入斯迈思先生的这两个账户。
对于您给予的一切援助，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我向您保证，尽管我现在必须离开南京返回德国，但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关心这里的工作。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斯迈思博士先生的签名如下：
Lewis S．C．Smythe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致自治委员会
南京保泰街
我们谨通知贵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于2月18日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该名称更符合其目前的工作性质。
贵委员会自今年1月1日即自贵委员会成立以来给予了我们帮助，我们借此机会表示我方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为了南京贫苦市民的利益，继续与贵委员会进行良好的合作。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南京
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致罗森博士先生
德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罗森博士先生：
我们谨通知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于2月18日决定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该名称更符合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便于委员会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
我们借此机会，谨向贵大使馆自安全区建立以来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同时对您给予我们委员会救济工作的关心深表谢忱。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同样内容的公函也发给了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
事后呈送的1938年2月12日17时在平仓巷3号召开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会议纪要如下：
出席的委员：拉贝、米尔斯、里格斯、马吉、斯迈思和菲奇总干事、索恩副总干事
1．菲奇先生报告了他的上海之行。他在那里查明，人们为我们南京的工作总共募捐到约21万元，其中5万元为自由债券(J．C．汤姆逊博士2月9日来信报告的总数为21.1万元，其中10万元为自由债券)。
2．斯迈思博士先生代表特别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作关于预算的报告。
会议中断，改为2月13日9时在宁海路5号继续举行。
会议于1938年2月13日9时30分在宁海路5号继续举行。
出席者：拉贝先生、米尔斯先生、贝茨先生、马吉先生、菲奇先生和索恩先生。
3．继续作关于预算和薪水支付报告。
4．米尔斯先生报告关于恢复秩序部有关使用10万元的计划。该款是预算委员会规定用于恢复秩序部工作的。
113．会议决定，通过预算以及恢复秩序部提出的计划和下属委员会关于薪水及工资的建议，并同意用4万元作为“计划外支出基金”，从而使预算结算为30.145万元。
会议于11时结束。
补 充
南京，1938年2月17日
这是对1938年2月1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的补充。
自该报告于2月14日写成以来，有些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1．蚕豆
我们和日本人关于从上海船运蚕豆与靠岸事宜的谈判今天已告结束。日本人声明，假如该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他们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不作任何限制。因为我们对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抱有充分的信任，我们相信，蚕豆分发会令人满意，已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现已满足了日本人的愿望。
2．大米
我们难民收容所在前3天从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到了大米，但对其购买必须加以限制，因为自治委员会担心日本人会禁止卖米给难民收容所。这期间，红十字会在城里私人处购买到1340袋米，此刻正在运入这批储备粮。我们试图在江北的六合采购，可惜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还能购买到足够的大米，以便我们的储备粮足够供应现在还依靠我们免费口粮的2.7万多名难民的生活。
日本人关于在6天内每天给自治委员会运送1000袋米的提议，其结果令人十分失望。尽管有着大量的卡车可供每天运送1000袋米，但在前3天每天却只运送了300袋～400袋米。因此在6天内运送的总数只有3200袋米，即只有许诺数量的一半，为每天必需数量的三分之一。自治委员会派出了一批人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大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卫生保健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妇女们被日本士兵强奸后染上的性病。我们希望尽快加强治疗工作，通过免费治疗治愈这些病人。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那些母亲们到我们这里来，要求解决她们的未婚女儿被日本士兵强奸后造成的恶果。在此以前，大学医院坚决拒绝这种堕胎，导致这些家庭自己采取办法，这给那些年轻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危险。
再有要解决的是注射天花疫苗问题。我们希望，待预期在下周抵达的其他医生来到这里后能够大规模地开展注射疫苗工作。
4．更改名称
国际委员会早已考虑更改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称，为此选择一个新的名称，以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济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不久前，我们在与日本人谈判有关运进蚕豆事宜时，向日方提出更名的想法，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对更名是十分欢迎的。因此很有可能在您收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们委员会的名称已经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了(2月18日就已改名)。
5．恢复秩序
这两周，日本军事当局在他们的部队内部成功地恢复了较好的秩序。因此，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比以往更为积极地处理救援和救济问题。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理事会会议纪要
出席者：拉贝、贝茨、米尔斯、特里默、马吉、施佩林、斯迈思
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114．鉴于日本大使馆已向美国大使馆阿利森先生作出保证，如果最近从上海船运到这里的100吨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就不对在本城任何一个区(即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这批蚕豆加以任何限制，因为自治委员会也声明愿意就分发蚕豆事宜和我们合作，本委员会为此决定：同意该项建议，并随即委托委员会的食品委员索恩先生和韩(湘琳)先生采取相应的预备措施。
115．决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即日起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符合其现在的工作性质。委托秘书斯迈思博士先生将更改名称事项通知各大使馆以及上海各有关救援组织。
116．W．P．米尔斯牧师先生被选为本委员会的副主席，因此在拉贝先生退出后就不必再选举一名新的主席。
117．刘易斯 S．C．斯迈思先生被任命为财务副主任。
118．在菲奇先生离开以后，应该请 H．L．索恩先生担任总干事的职务。
119．决定请求大学医院在布雷迪大夫先生抵达这里后先为我们工作一段时期，以便在难民收容所里进行防疫注射工作，同时在收容所里设立医疗站。本委员会愿意为布雷迪大夫先生的工作承担费用。
120．应该请里格斯先生从2月21日起，为恢复秩序部抽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关
心南京周围地区的农业工作。
会议于11时30分结束。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2月21日
我缺少音乐才能多么遗憾。麦卡勒姆牧师先生为表示对我的敬意谱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还为此写了歌词：“We want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for our lunch……”(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我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个几乎被日本人刺死的神秘老牧师身上有那么多的幽默。
下午4时，在总部的盛大招待会上，各方人士都给我们拍了照。人们递交给我一份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写成的正式感谢信，该信的副本同时寄给西门子洋行(中国)及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在好多致辞中对我作了过分的赞扬，我对此作了如下答辞：
(从英文译成)
亲爱的朋友们：
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对你们作最后一次讲话。
如同你们大家在这时已经知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已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法国人也许会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我们从此将在新的名称下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日本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今天我们可以公开地说，现在已经解散的安全区尽管历经磨难，但却是成功的，甚至是很大的成功。我很感激能够在这里谈一谈这件事，因为聚集在我周围的你们，都曾忠诚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白天黑夜地时刻准备着，捍卫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权利”的事业！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想对你们大家——我的中国朋友们和外国朋友们，对你们中的每一个人，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我一定利用机会，向我在德国的朋友们报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报告你们在这里是怎样工作的！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沃特林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她的难民们)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去的，当然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我一定会始终回忆起海因兹小姐和鲍尔小姐在我们唯一的医院里(鼓楼医院)做的艰苦而踏实的工作。
你们必须知道，建立安全区委员会的主意是米尔斯先生提出来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仓巷3号是我们组织的智囊所在地。由于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米尔斯先生、贝茨博士先生、斯迈思博士先生、菲奇先生、索恩先生、马吉先生、福斯特先生和里格斯先生的才干使委员会得以成立；也由于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委员会得以在我们大家都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完成它的任务。
鼓楼医院由于人员减少，只有特里默大夫先生和威尔逊大夫先生两名外国医生以及医院院长麦卡勒姆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少数女士，他们在医院工作中做出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成绩。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担心过，我们必须暂时关闭鼓楼医院，因为它只有少量的人员(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在完全超负荷地工作，已是精疲力竭。
如果你们允许我就我的德国朋友们也讲几句话，那么我要在此指出，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是一位十分理想的财务主管。如果我们需要1元钱或2元钱，就很难找到他；可是，如果事关从日本兵手里解救出一个贫穷的平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肯定会在场。
再就是我们的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先生，我还能向你们报告什么有关值得赞扬他的而你们还不知道的事呢？他过去曾被日本人俘虏过，命运给了他进行报复的机会。他是怎样利用这个机会的呢？我们这些外国人大概谁都比不上他搭救了那么多的中国人，谁都比不上他从中国人的房子里赶走了那么多的日本兵。他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承认，要部分地归功于他的日语知识，其实他对日语最熟悉的只有两个词：“滚，快滚！”
接下来还应该提到的是哈茨先生和克拉先生。哈茨先生是理想的司机，他精通驾驶技术，即使是汽车没有轮子他也能开。克拉先生能用日语对日本人说明他或是我们对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毫无疑问，我们外国人也不时地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但尽管如此，相对说来，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还不至于遇到最糟糕的情况，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的中国朋友，你们的人太多了，这里我无法一一说出你们大家的名字，请你们原谅我在此只提到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即：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中方秘书处负责人；
韩湘琳先生，粮食委员；
许传音博士先生，住房委员；
沈玉书牧师先生，卫生委员。
我谨向你们，各位先生们，以及你们的全体人员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我希望，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至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友谊对你们大家都是永久长存的。请你们一如既往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效力，使它的工作达到一个良好的、富有成果的结局。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也要感谢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并且要对——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们阿利森先生、普里多-布龙先生及其后任杰弗里先生，为他们给我们委员会的极大帮助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使我深感遗憾。我真希望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道继续工作，但我的洋行召我回到欧洲去。然而，我希望还会回来，将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
值此告别之际，我祝愿你们今后的工作多多走运，向你们大家衷心地说一声——
再见！
我的上述讲话不仅受到了美国人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后者恳请我给他们文字稿，以便请人将它译成中文。中国人请求我签名，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白纸，要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它写满，我因“缺少诗意的文字”而陷入了窘境。我只得用我青年时代的老诗文“人是高贵的”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来应付，我该从哪里这么快地获得这所有必要的“灵感”呢？我几次拿起笔来，想把俾斯麦很好的警句“在自己的仆人面前谁都不是一个英雄”写在纸上，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警句，因为我的中国人可能会不理解。
晚上7时，在平仓巷和我的美国朋友们愉快地共进告别晚餐。随后在晚上8时，德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举办了招待会，日本方面出席的有福井、田中和胜也。英国的代表杰弗里不能来，因为他的日本卫兵不让他在晚上8时后出门。杰弗里先生对此已经抗议了很久，但他过于彬彬有礼，因而对此无理行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德国大使馆来了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大使馆来了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和麦法迪恩先生。考虑到日本人的缘故，我的讲话稿必须措辞谨慎。全文如下：
由于我的美国朋友们的好客，使我能够在这里愉快地欢迎3个国家大使馆的代表，同时我也有责任向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在这里有他们的代表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麦法迪恩先生、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两国的大使馆努力支持我们的委员会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从一开始起即去年11月以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谨向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这时已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工作——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您——福井先生，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每当我被迫带着我们委员会的多方面要求去打扰您时，您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取我的申诉、抱怨，尽管有时您会因此而觉得十分劳累，但您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我听说，您已被贵政府调去孟买担任新的职务，我想借此机会在感谢您的同时也表示我的衷心祝愿，我祝愿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已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名称更符合它现在的工作性质。我谨希望在座的各大使馆成员，将至今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友谊和帮助转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向你们保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无意以某种方式干预日本当局或自治委员会的工作或事务。我们是一个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常见的纯民间组织，除了努力帮助本城受苦受难的贫苦居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或目标。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离开南京。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我十分乐意参与的工作。在我离开本城之际，我衷心祝愿你们今后工作取得好成绩。请你们继续尽力帮助南京不幸而贫苦的居民度过困难时期。我相信，如果能和以前那样协调和顺利进行合作，你们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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