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

    在攻打南京战役的最后阶段，日本军攻势十分猛烈，并在那里展开了残酷的“战斗行动”，惨不忍睹。

    关于占领南京时如何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问题，第十六师团（京都，中岛今朝吾中将）的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进攻南京纪实》一书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了。书中记述得极为详细，也许反而有某些夸张之处。总之，它无疑是当事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珍贵的记录。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估计以部队战斗情况的详细报道为基础，并由他自己的笔记和回忆整理而成。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可以说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记录。

    在第三十旅团的属下，有第三十八联队（奈良，助川静二大佐）和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第十六师团是准备从紫金山南面进攻中山门的部队，但决定由一支队在紫金山北面进行迂回战，  冲进南京城的北面。在这一支队中，调配了第三十八联队，由佐佐木旅团长亲自率领。在进击途中，还配备了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轻装甲车第八中队、十加二中队、十五加一中队。

    佐佐木到一少将亲自把作战记录（昭和十四年四月写成）定名为《华中作战篇》，但是在出版（《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昭和四十三年七月〕）时改名为《进攻南京纪实》（第二三五页至三三五页）。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在引文中，凡〔〕内的文字系笔者所作的补充。

    〔十二月·十三日〕拂晓前，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人，轻装甲车中队在上午十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或扫射在江面上逃跑的残兵败卒，大约打完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靠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大队一起赶上装甲车，然后进入西面挹江门附近，间或同逃跑的敌人进行了战斗（中略）。稍后，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从南面〔对南京城西侧的中国兵进行了扫荡〕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战队溯江而上，对顺江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下午二时抵达下关；〔前一天，在芜湖渡过扬子江的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于下午四时来到对岸浦口。其他靠近城墙的部队正在向城内扫荡。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进行了演习。

    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地区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以上。

    下午二时左右，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是一边整顿部队，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已经一粒白米也没有了，也许城内有，但我军已无现存的粮食给俘虏吃了（下略）。

    上面所谈是占领南京那天的战斗情况，第二天，即十四日那天所写的作战记录，也可以看出城内外的扫荡情况，因此引录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拿握。潜伏在各处的残兵败卒都被拉了出来。但他们的武器都已被丢弃或隐藏起来。五百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他们比较大模大样，毫不胆怯，但看起来个个都疲惫不堪。恐怕是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了（中略）。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他们有的潜伏在村庄和山区里，继续进行狙击。因此，进行抵抗的人和不愿顺从的人，当即被无情地杀戮。整天可以听到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中略）。

    下关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烧毁。数百辆汽车被扔在江边马路上，数百具死尸从岸边漂流出去。

    在十三、十四日的手记中所描写的情景，实在惨不忍睹。佐佐木支队的骨干、曾任第三十八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大佐对铃木明说：“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俘虏”（《“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或译《“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下同——译者，第二四九页）。因而全遭杀害。

    另外，佐佐木支队在进行扫荡战中也杀了许多普通市民，以此血祭，壮军威。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代表团详细谈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其中就下关地区难民的被害情况，他这样说：

    到十四日（十四日系十三日之误。——洞富雄注）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追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下关站原有两艘渡船，因此一伙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们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八至九页）。

    关于十三日大量屠杀下关的普通市民问题，日本方面也有人作证。第六师团所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他由城南的中华门入城，十四日，曾赴下关补给粮草，因而目睹了佐佐木支队在前一天“战斗行动”所留下的凄惨情景。最近，他就当时目击情况这样说：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死尸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死尸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九十五页）。

    佐佐木少将说：“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名以上。”他所说的这个“解决”了的“敌人”，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难民。

    高城还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下关兵站仓库里作为苦力进行劳动的俘虏中，相继有人倒下，倒下后一直起不来的人，无情地就地遭到枪杀，被投入了扬子江。他说：“我在下关虽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已目击了有十名左右的苦力被枪杀了。”（前引书，第九十六页）

    再看看佐佐木少将的手记，仅就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的所记部分，逐日抄摘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战斗后，为防止败坏军纪和有伤风化，如果指挥官不好好地干，令人忧虑的事故就会频频发生。”十六日：“奉命扫荡紫金山一带地区。虽说收获不大，但两个联队把几百名残兵败卒拉出去处置了。”十七日：“不言而喻，江南的田地与河浜染上了七万人的鲜血。”〔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敌人伤亡估计为七万人，直到南京陷落那天为止，敌人负责守备的兵力估计约有十万。”

    有一个隶属佐佐木支队的卫生队担架兵，他有一本当时所写的随军日记，最近在福知山的家里被人们发现，《每日新闻》（大阪总社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作了详细介绍。这是外贺关次生前所记的日记，记事十分详细，共有七册。他自昭和十二年八月接到应征令起到将要返回内地前的十四年七月为止，整整写了两年，一天也不缺。笔者也曾看过外贺日记，其中也记述了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到处所看到的悲惨情景。他在记述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调离南京的情况时，“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云云，要想记述目击大量屠杀的现场，估计不可能，即使这样，这个士兵的日记——证实屠杀事实的记事随处可见——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从外贺日记中抄摘有关记事如下，作一介绍：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地刺杀了中国兵七十名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天者，不知其数。

     〔十二月十五日〕  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道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使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军杀了我们许多友军，杀死他们虽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十二月十七日〕  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来到太平门，前几天用担架把患者抬到野战医院去时所见到的五、六百具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们已被苦力埋入土中（旁注原文如此——译者），附近散发出尸体腐烂特有的臭味。

     〔一月二十四日〕  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

    如上所述，外贺曾说过“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关于南京城内外出现的惨状，他所提到的只是极小部分而已。还有一篇随军日记，同样也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一个士兵所记。那是出于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西田某（长住三重县）的手记。

     在南京陷落半个月后，十二月三十七日傍晚，杉山平助到达朝日新闻社南京分社。他逗留到三十一日，然后退回上海。他也在当时所写的见闻和感想《南京》一文（载《改造》，一九三八年三月号）中说：“要详细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对我来说，现在是办不到的，”但他还是作了如下记述：

     “〔分社〕 外面一片漆黑。 周围住满了难民。到处都躺着死尸。”“弘法大师曾在此修行的清凉山，就在南京城外郊区附近……那里，还躺着中国人的死尸。”“我刚刚听了老婆子——她抱起了自己儿子的遗体，在雨中连续哭了两天——说的话，据说在莫愁湖畔也有难民的死尸。”目睹这些悲惨景象的杉山也替军方辩解：“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我说，虽然战争已经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等等，严格说来无法区别。”

    铃木明在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介绍了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的情况（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他为什么不介绍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发生的重要情况？据说在西田某的手记中多次出现了“街上情景悲惨之极”等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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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第十六师团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大量残兵败卒、俘虏和难民遭到了屠杀，在这个师团的主力部队，情况无疑也是相同的。当然，大量屠杀不仅仅是这个师团的所作所为。对此，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部队史也这样写着：“开进城内的日本军，都有敌军前来集体投降，一时难以处置，但这些前来投降的士兵后来下落不明，因而它作为战后南京的屠杀事件，引起世界各国传说纷纭，毁坏了我军具有传统的名誉，实为遗憾。”（大江志乃夫：《昭和的历史·3·天皇的军队》，第二六五至二六六页，小学馆版）

    顺便提一下，据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宣誓供词，第十六师团指定进行扫荡的地区划定为“大平山（系太平门之误——洞富雄注）、上元门、下关和中山路”（《运速》，第三○九号，见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第二四四页）。就是说，在城内，以中山东路、中山北路（通挹江门）为界的东北部；在城外，决定从太平门以西，到扬子江岸边的上元门和下关为止。

    第十六师团一中队队长岛田胜己曾经说过：“战斗与屠杀，从其现象上看来大概相差无几。在进行殊死的攻防战过程中，其残酷的死亡情况与屠杀毫无二致。就其动机来说，如果错走一步，战斗也会变成屠杀……在这种战斗行动中，有时到处都发生不正当的杀戮行为，这从特别容易激昂的战场气氛来看，也可能是不得已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与屠杀事件》，载《人物往来专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日本战史的自白〕）。诚然，在激烈的战斗中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别战斗与屠杀的情况。然而，关于日本军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岛田则闭口不谈。

    不管怎么说，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行动”似乎是极端残酷的。当时陆军省人事局助理课员额田坦在其《回忆陆军省人事局长》 一书中， 据说有这样一段叙述：“十三年元旦，笔者曾随从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告知松井军司令官；据局长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慨叹武士道精神堕落了。”（前引《昭和的历史》3，第二六六页）

                             扬子江上的惨剧

    据说，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那天，不仅在扬子江岸边，而且在扬子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杀害了。这些情况，在上述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中也有记述。十二月十三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兵准备离开即将沦陷的南京城，渡江逃到北岸， 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 全都死亡。石川达三对当时的悲惨情景在《活着的士兵》中这样描写说：“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前面就是江水，没有—艘可以渡江的船，陆地上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他们抓住了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广的长江，逃向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面游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军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军己在下关码头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漂流而下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活着的士兵》固然是一部小说，但作者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记者，曾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进入南京城，因而肯定听到了当时日击者真实的亲身感受，并如实地作了记述。

    尽管如此，“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兵企图渡过扬子江而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数字颇难令人相信。我认为，被害的也不只是中国兵，南京市民也为数不少。

    关于出现在扬子江上的这幕惨剧，应征入伍参加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赤星义雄在翌日——十四日因公去下关时，曾在那里看到过实际情景，他著书叙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正好是到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中国人在山中挖了岩盘，开出了一条路，可以让一辆车子通过，大约每隔五十米的地方，置有大炮。据说，那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的袭击。当然，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那炮台上，俯视眼睛底下流动的扬子江，远远望见许多像是木棍似的东西在漂流。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岸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靠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个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上一艘仅可乘五十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在他们的渡船驶抵对岸前，海军就放炮开枪，一齐射击。猛烈的枪炮扫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被击沉。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后来，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二十八至三十页）

    这一记述，看起来好像有些混乱。那是指：当时赤星站在扬子江岸边，属下头码头地区，但说中国军民遭受日本海军舰艇扫射的地方，却在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下关码头”。从《活着的士兵》一书引文中可以了解到，前一天在扬子江发生惨剧的地方，是在下关前面，然而据赤星所说，是在距下关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也有许多准备渡向对岸的南京市民遭到舰艇的扫射，落得了被害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十四日在下关前面的江西上看到的几万市民的尸体是从那边漂流过来的。据说，扬子江尸骨成堆，都埋在江边，怎么也不可能漂流到下游去。

    前面提到的、与赤星同属第六师团的高城守一，也于—个四日为补给粮草去下关粮仓。当时，他曾在下关江面上和岸边目击了当时的惨状，说是“非笔墨和言词所能形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程度”（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第九十五页）。

    十二日，在渡江时已有很多人死亡。那时，下关还未受到日本军的攻击。直到十五日还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 记者蒂尔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一译都亭——译者）就十二日那天情况记载说：“数千名中国兵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从江边马路旁用帆船渡过扬子江， 但大多数人惊恐万状， 溺死于江中。”（洞宫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2，第二九一页）

                         第六师团的“战斗行动”

    前面提到的南京的汪良，曾就城东中山门外紫金山山麓和城南中华门外雨花台的屠杀行为这样说：“此外，包围城墙的部队在紫金山山麓活埋了两千人，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至十页）。所谓日本军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也许，毋宁应该看作是战死的。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就这件事记述如下：“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合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三页）

    攻击雨花台的是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部队。另一方面，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绕道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该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出版后所发表的《军情报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对此军事行动，在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说：“十日，第六师团命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十四日到达下关（南京北侧的码头）”（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九页）。这里所说的“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和“退却的敌纵队”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市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方面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日本军方面认为这种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战斗行为，但中国方面，认为它同在雨花台扫射一样，是集体屠杀。

    汪良曾就这些地带的市民被大量屠杀的问题，又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告诉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下关上游的上新河地区的惨剧。他说：

    这里集中了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军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江水吞没（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五页）。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江东河的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也一个个落水，顷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军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内逃出来的南京市民（前引书，第十四页）。

                             城内扫荡的惨状

    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墙上消失了。此后，冲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凄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这样说：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七至八页）。

    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冲入中华门后，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前引书，第十五至十六页）

    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高崎隆治：《建立在沙滩上的幕后活动》，载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第一四八页）

    “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今世的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

    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

    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卒七千多”（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二三三页）。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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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悲惨情景。

    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 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二一六页）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十五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

    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的，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远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页）。

    贝茨、 斯迈思（Dr. Lewis、S. C. Smythe）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惨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到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捕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到集体屠杀，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万二千这个小数目。关于被日本军杀害的残兵败卒和一般市民的数目，将在第6节还要谈到。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十五日为止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
区所发生的惨状这样说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
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内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
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
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
通市民的尸体。”（前引书2，第二八三、二九四页）

    记者德丁说，在南京市的南部和西南部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数目大致相等的战斗人员被杀，可以认为，这是由中华门入城的第六师团和第十一师团进行扫荡战所造成的悲惨结果。

    第六师团的行动区域是通过中华门的南北向马路，西面至城墙，北面至安全区。但谷师团长却在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由于中华门附近已成为激战地区，在被告的部队入城时，居民已逃到别处避难。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师团就在空房子里住宿。所以没有一个居民遭受我官兵的迫害”（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真相》，第二二六页）。其证词是说，在他所负责的地区内几乎看不到受迫害的对象——居民。就是说，在那里的市民生活中，没有混入“便衣兵”，因而自然不会搜捕残兵败卒了。

    然而，在松平鹰史编写第六师团所属大分第四十七联队的战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却这样写道：“该部队在占领南京时，以四眼井高地为中心，用主力部队彻底扫荡了穿便衣的残兵败卒”（第四○一页）。在熊木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中也这样说，从十二日到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上的战斗中，据说同四千名中国兵作战，对方死伤了一千五百名。这次战斗，包括了城内的“扫荡战”（第一二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