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泽三夫少将为首的许多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以辩护方面的证人身份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们都否认曾进行过大屠杀这一事实。这不只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证人的态度，而且也是当事人一致表现出来的态度。唯独一个有关人员肯定了这一事件的存在，他便是在南京的特别军事法庭上以大屠杀事件的负责人身份被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以B·C级战犯而成为这起事件的被告人仅谷寿夫师团长一人，其他军司令官、部队长官以及参谋长等人均免予起诉。然而，谷寿夫中将虽认为自己无罪，却也承认有大屠杀之事实，并要求惩处大屠杀的负责人。谷寿夫中将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被宣判死刑的第二天提出上诉，说：“应当先向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许多部队长查明事实的全部情况，然后确定真正的犯人。”（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三六页）

    还有一份冈村宁次大将所作的有关记录，当时，他是派遣军首脑人物，他作了承认南京事件的发言。冈村宁次中将曾经于-九三八年八月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他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在上海登陆后一、两天内，从先遣部队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一九三七年七月任驻华使馆武官。--洞富雄注）、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那里听取了情况，总的情况如下：一、攻陷南京时，事实上确实发生了对数万市民大肆进行掠夺、强奸等暴行；二、第一线部队有以补给为名杀害俘虏之弊端。”（《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册，第二九一页）

            对遗弃尸体掩埋表之怀疑以及市民受害之“实际数字”

    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字，铃木明对中国方面的主张也是持极端批判态度的。负责掩埋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生要是慈善团体即红卍字会和崇善堂。据它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认为处理的尸体数目惊人：红卍字会处理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处理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

    铃木明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辩护团体一样，认为这个数字缺乏可靠性，他说：“即使充分理解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善意，南京有关人员也一眼即可看出这个数字是夸大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仅是铃木明，可能谁都会对这一过于庞大的数目，表示怀疑，都想说，在未看到原始资料前不能妄加评论。然而，日本方面理当预料得到，掩埋队提交的报告尚在，所以，可想而知不必担心中国方面也会向法庭提出虚构材料作证的。现在，我认为前面所说的数目是完全可信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数目问题，另参照本书第一编第6节以及以后的第三三四至三三六页、第四○七至四○八页）

    总而言之，遗弃尸体的数目相当大。处理尸体花了近一年时间也丝毫不足为奇。因此，所谓“在业已清除过的中山门附近等地，五个月后不可能还有那么多尸体”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据说，五个月、十个月后，甚至一年半后，在部分小河里还填满了白骨（参照本书第一九八页）。
 
                  ※               ※                 ※

    铃木明也批评了中国方面关于在特定地点遭受屠杀的说法。为此，我对此作一叙述。

    据悉，在南京市当局编印的某本《南京大屠杀摄影集》里开头刊登的“大屠杀地图”上，在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对此，铃木明说，那里附近民房全部焚毁，绝无居民，即使后来有人被带到这里来遭受杀害，也不能认为是大量的。他还介绍了雨花台永宁寺住持的证词，说“决没有在这一带杀过人”，以为这是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页），那是铃木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前后从前独立大队炮兵联队石松那里听来的。

    诚然，南京攻陷战结束后，没有在雨花台进行大量屠杀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不过，当时这一带几个月来遍地都是大量遗弃尸体，那也是事实。据崇善堂掩埋队留下的资料，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城外的兵工厂、雨花台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

    这样多的遗弃尸体，可以说不是由于屠杀造成的，而是通过歼灭战这一正当的战斗行动导致的伤亡的结果。然而，中国方面看来，这却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说，在雨花台，有两、三万中国兵在撤退时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哭声连天、尸骨成堆、血流过胫，一片惨状（参照本书第二十六页）。

    由此看来，在“大屠杀地图”上的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顺便介绍一下，从正面进攻雨花台的第六师团，分出其一部分部队迂回到南京城西侧，在该地区也取得了骇人听闻的“战果”（参照本书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此外，据说在“大屠杀地图”上这样写着：在离南京城东北八公里左右的扬子江岸边燕子矶有数万普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在其附近的观音门有三万普通老百姓遭到屠杀。对此，铃木明表示怀疑：数万普通老百姓逃进这一地势险要的山地，是“绝难想象”的。他还特地说，南京附近的人们若要躲避战火，是不可能向日本军进攻过来的东南方向或正东方向逃跑的。不过，日本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地迅速，南京附近的居民如有人不能渡江到对岸，不能前往平地开阔的南面或西南面，那就要么进入南京城内，要么即使与日本军的进攻路线相遇，也宁可逃进东北面的“形势险要”的山地，认为那是“安全之地”。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当然，正如我在旧着《南京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参照本书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发生在燕子矾和观音门的这起大屠杀是怎么回事，由于检察方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所以对牺牲的人数尚存有疑问。然而，不管怎样，总不能认为中国方面捏造了这种谣传。

                  ※               ※                 ※

    关于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思博士负责进行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结果（Lewis S. C. Smythe, War  damage in  Na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March, 1938, Shanghai，1938.），前面已作了介绍，并进行了批判（参照本书第二一二页以后）。铃木明也提到了这个调查，他认为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户进行调查是极为精确的实况调查（顺便说一句，人们经常谈论的视听率调查比例是在一万七千余人中挑选一个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九页）。根据这次调查，可以推算出南京城内居民的受害情况，即因日本军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五十人，受伤者三千零五十人，被强行拉走者四千二百人。被强行拉走者后来由于下落不明，这个数字与死亡的人数相加，估计有六千六百名市民遭到了屠杀。

    如前所述，铃木明认为这次调查是“极为精确”的调查，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些数字在调查方法及其他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现在无法断定”。但是，铃木不相信掩埋队处理尸体的数目，却断言：“仅就这起‘南京事件’而言，这是唯一重要的数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数字”暂且不论，就连那史迈思教授也意识到由此推算而得出的市民牺牲的人数太少了。于是，史边思教授在报告中注明，根据城内外掩埋的情况谨慎推算，结果表明有一万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杀。关于一万二千名这一数目，同是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史迈思教授和我经过种种调查和观察，结果得出一致结论，即：在我们确切所知范围内，城内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有一万二千人遭到杀害。”不过，这一万二千人仅限于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区”调查所得的数字。贝茨博士进一步作证说：“市内其他地区还有许多人遭到杀害，而我们无法调查这些人数。而且，在市区外被杀害的人也相当多。我前面所说的，不包括屠杀中国兵，也不包括屠杀曾经当过兵的几万中国人。”（《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九页）

    可想而知，这次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在南京事件构成起诉原因而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毋宁说是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但是，辩护方面最终没有将这份报告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连辩护方面也对这份资料所示数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统计的有关死者的数字，不能照用，这在本书第一编第6节《关于牺牲人数的估计》中已有详尽的叙述，故在此不再重复。然而，一段时间来没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铃木明，却又打破了沉默，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迈思的调查报告中所见到的受害市民人数的统计。当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及我对该调查报告所作的批判。对于他，只能将他定为是一个“企图蒙骗不太明了事实的读者”的人物（参照本书第二编第1节中的《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马吉牧师的批判当否？

    田伯烈所著《日军在华暴行》（中译本题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书后附有“难民委员会对日本提出的抗议书”，列举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确地说应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军的暴行事件。铃木明说，根据这些报告来看，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十天左右时间内，他们所能知道的强奸事件约有八十起（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过，田伯烈在其书后附录的，自然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日本军暴行的全部事件，实际上只不过是四百四十四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强奸事件视为这一百三十起左右中的一部分。

    此外，铃木明还说：“马吉牧师的证词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不具体。马吉牧师在信中说：‘十六日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但在《难民委员会记录》中关于十六日那天的报告写的是受害人数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铃木明所说的马吉牧师的信，就是田伯烈在书中所引用的、马吉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日记体的信。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从该书中译本翻译过来的转译本，其中说：“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里遭到强奸的妇女至少在千人以上。”但是在马吉牧师的信中，此处应正确译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前引资料集2，第三十四页）。

    铃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数充其量定为十二人，这自然是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定出来的。不过，正确地应当说这是一起由八个以上军官和士兵所强奸的超过七名妇女的案件。因此，应把“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改为“至少也有十二名”。此外，我还想提请注意该委员会所报告的一个事实：在广东路某处，从十三日至十七日，有三十多名妇女被强奸。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二天即十七日还有三十四名（十七起）妇女被强奸。除此而外，大学对面和第二条马路，各处都有人被强奸，而且在五台山小学也有许多人被强奸。

    然而，这只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不能认为是在安全区发生的强奸事件的全部。马吉牧师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强奸事件写道：“从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来报告强奸事件。即使在我们熟悉的人们当中，亦有一百多名妇女被日本兵强行带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但在自己家里被强奸的人肯定要多几倍”（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而且，前面所说的贝茨博士是当时管理金陵大学的负责人，该校收容了三万名难民。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分别每天向日本人使馆报告在其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日本军的暴行事件。他后来还作为证人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当时曾就十六、十七日所发生的强奸事件作证说：“我曾报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军从南京大学带走了许多妇女，而且又于第二天报告说，前一天晚上日本军强奸了三十名妇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宪报告说：‘你所见之处以及你的邻居所见之处，正在继续发生令人可怕的残酷行为。’我于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校园内六座建筑物里持续进行的强奸事件。”（前引书2，第五十三页）

    铃木明难道也能断定这些证词是虚假的吗？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把十六日夜里至十七日白天被强奸的妇女定为一千人，这也是大致推测，但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说实际受害人是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市民中，有十五万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区内避难。管理这一包括十个难民收容所在内的安全区委员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国的委员助理，其人数也是屈指可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安全区内的所有事件。而且，可以想象，即使收到了报告，也不可能如数报告日本大使馆，而且关于强奸等情况，受害人及其家属大都隐情不报（参照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再有，就安全区的委员们而言，在安全区以外的市区内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马吉牧师估计，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强奸的妇女有一千名，这是根据日本兵横行不法。使全市处于恐怖状态之中和兽性大发作的传闻而作出的大致推测。当然，这可以说“不具体”。但马吉牧帅所说的一千名妇女被强奸”，铃木明说“是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洞富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对铃木明的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学博士贝茨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作证说，仅根据“安全地带的国际委员会报告”，在南京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估计发生强奸事件八千起”（《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页）。另一方面，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写道：“强奸了约两万名妇女”（《远速》，第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拉贝所说的两万人大概是对全市被害人数的估计数。说八千起事件也好，两万人也好，我也不是不觉得有些夸张，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是辩护人的博学之士泷川政次郎博士，曾于南京沦陷后半年访问那里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据我所乘的人力车车夫对我说，现在南京市内，没有一个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页）

    对马吉牧师的手记表示怀疑的铃木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

        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记里马吉写有这样一
    段话：“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
    的。难民区的几乎所有草棚都漏雨，简直等于狗窝，遍地泥泞，难以插足。”
    二十八日是星期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查阅了当时记录，二十八日
    却是晴天。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但很快就停了，
    转为阴天。除二十九日外，几乎都是“晴天”（这段记录，在《诸君》一
    九七三年一月号里没有刊登，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一三至一一四页里有补充记述）。

    铃木明根据“当时的记录”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随后便转阴，但在此前后，每天都是“晴天”，而马吉牧师却把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写成下大雪。如后面所述，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每天的气候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但后来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如果有记有占领南京当初的每天气候情况的“当时记录”，我很想查阅一下。

    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八日是个晴天。据铃木明说，马吉牧师把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气候情况写成先下微雨，继降大雪。不过，这种说法却略有舛误。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我查阅了英文原文，在书中是这样写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忧的是天气恶劣。先是下起蒙蒙细雨，随即下起雪来。虽说是草棚，但大多简直就象狗窝，住在里面的可怜的难民，其境遇更为悲惨。因为这些草棚大多数不能避雨，而且遍地泥泞”（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乍降即露的小雪与“大雪”，情况殊不相同。要批评别人所写的文章，严谨地弄清其所写内容，则是个前提。在这方面，理所当然，不应该根据有出入的译文，而是必须根据原文进行研究。

    这点暂且不说，也许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九日那天下雪，而在那前一天则是晴天。尽管马吉牧师误写为二十八日下小雪，恐怕也不能据此怀疑那位牧师的手记的可靠性。即使是日记体的手记，也有不少是在隔天记写的情况，因此，在执笔时由于记忆错误，将发生事件或事实的时间前后错写一天，遗误于后世的研究工作者，这种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但我想再次请教铃木明，希能告知记有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晴天，翌日二十九日是小雪的那份“记录”的名称。

    铃水明说：“田伯烈所写的主要是以难民区为中心的南京城内发生的事件。而且，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美国牧师--估计是马吉的手记”（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一页）。对此，正确地说，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是由正文十章（包括序和结论在内）和附录资料七篇组成，正文的前三章内容是有关南京的，在这部分里，马吉牧师的手记占百分之五十五，贝茨博士的手记占百分之三十五。不过，在田伯烈所编著的那本书中收录的有关南京事件的记录，不仅仅是这一些。作为附录，该书还大量收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的暴行报告和公函。尽管如此，仅就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正文而言，可以说“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马吉牧师的手记”。马吉牧师也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和贝茨博士、许传音博士一起就南京暴行事件作了长时间的陈述，并各都准备了长篇大论的宣誓口述。

    如此，马吉牧师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要证人，这是事实。虽然铃木明试图指出这位马吉牧师的证词有矛盾和悖谬之处，但如前面所看到的，其批评没有作用。然而，一部分人对铃木明的著作--包括他对马吉牧师的批评在内的评价依然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为导演活跃于社会，博学而声誉颇高。他挥笔疾书，竟然这样说：“‘南京大屠杀’使我们羞对世界尤其是羞对中国，这是所谓日本军在南京杀害三、四十万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过铃木明的详尽的调查报告即《“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而真相大白，这种事件无论如何想象都不可能存在。它证明，这次大屠杀的所有传说以及文件的来源都集中到一处。南京大清杀是美国牧师马吉造的谣，而且查到底，这些谣言无一能找出像样的事实根据。总之，日本人由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外国人的造谣，而被打上了集体屠杀几十万中国人的烙印。”（《历史的阅读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页）

    这实在是粗暴的议论，尤其是针对马吉牧师的议论，应当说是无视事实的造谣生事。即使铃木明本人也决没有说过这种活。看来，渡部升一大概没有仔细看过铃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谓“经常是同一个目击者”

    南京的姜福根曾接受了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而进行的采访，后来又同访问南京的三留理男见了面（《中国报道》，载《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姜福根还亲自投稿《控诉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国》一九七二年七月号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绍了姜福根在少年时代的痛苦遭遇，这种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过，铃木明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残忍的提问，说：“能介绍南京大屠杀的，难道只有当时年仅七岁的姜福根一个人吗？”（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九页。）每当想起看到此文的南京人的愤恨和中国人民的满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法庭（后改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仅审判了应对南京事件负责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并处以死刑。据谷寿夫中将的遗书《血录南京狱中记》说，这次审判仅让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作为证人出庭（五岛广作著：《第六师团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采访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
    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奸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
    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
    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
    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
    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
    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
    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
    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道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道与电报，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道。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找到德丁的报道的侥幸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原件。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道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该报缩微胶卷，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道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报道。于是，我决定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纽约时报》，看看有无前面所说的两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结果，我知道前面所说的三天《纽约时报》在上述四处共十二份中，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在早稻田大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东京大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在十二份中，有十份因捡查而被没收，唯独这两份免遭厄运（东京大学所收藏的那一份并非像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记者第一篇报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因此，德丁记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自然并非“世界上最先发表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现在，虽然无人自报姓名，但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中理应有人看过《纽约时报》，了解南京事件（藏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一份报纸个别地方有破损，已用薄纸修补）。但我虽是与早稻田大学有关的人员，当时也没有看过这则报道，也未从谁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不要说是当时，就是近十年来潜心研究南京事件、并撰写了有关专著的作者--我，竟然如此不知身边就有报纸刊登着德丁记者所写的报道，深感惭愧。

    铃木明似乎也翻译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道，那是小号字体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文章，连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这篇文章约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译文均收录在《日中战争史资料》里。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尚留在那里的，除德丁记者外，还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记者，以及第一流电影摄影师门肯。他们和德丁记者一样，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这些记者当然也给他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寄去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重要新闻。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肯定刊登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这也和《纽约时报》的情况一样，可以说，这些报纸报道的原件在日本几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该报从创刊号起的缩微胶卷在日本各处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尽可查阅了。这些情况是通过《出版警察报》才知道的。该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日本军占领前一直留在南京，后乘美国炮舰“帕奈号”逃出。该舰在南京扬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县附近被日本海军飞机击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国救护舰“奥阿胡号”途经南京时，从留在那里的外侨那里听到了目击者的谈话，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发出电讯，报道了这些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门肯摄影师的情况，拙著《南京事件》对他作了叙述：“门肯摄影师既然是在美国国旗下进行工作的，虽会受到占领军的严重干涉，也必然摄下了凄惨事件的某些片断，并带出南京”（该书第一一四页）。铃木明也提及此事说：“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旧著《近代战史之谜》。--洞富雄注）虽也写道，他‘理应拍电将详细消息送回去’，‘必雄摄下了事件的情况，并带出南京’。但是，洞富华却没有写出消息刊登在何处，拍摄的影片在何处上映。”（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四页）

    我大致认为门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击的惨状亲自拍下了胶卷，并带出南京，但这种推测看来很难成立，因为日本军是不允许让这种新闻电影的底片带出去的。这样，即使门肯本人虽然未能把胶卷带出去，但似乎已由马吉牧师偷偷带回美国，广泛上映。此胶卷是马吉牧师继门肯摄下后又加以补充拍摄的呢，还是整卷胶卷都是马吉牧师拍摄的，其经过情况就不甚清楚。关于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在他引人瞩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阴谋》中叙述如下：

        约翰·马吉牧师--一战后他是耶鲁大学的牧师，是战争诗人伊安·
    马吉的父亲--用摄影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这部黑白影片-一他后
    来郑重声明，该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
    被偷偷地带回美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
    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
    看了影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
    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据贝尔加米尼说，他为收集资料和撰写《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而来到日本，逗留了三年左右时间，当他即将启程回国，其行李放在神户的一个栈桥上待运时，“两本笔记本和一卷摄有‘南京屠杀’的胶卷从他的六只书箱里失踪了”。贝尔加米尼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卷“南京屠杀”的胶卷搞到手的呢？在纪念“七七”的广播电视屏幕上，有时会出现有关“南京屠杀”的片断面面，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日本毕竟也有这卷胶卷。贝尔加米尼这个人搜集资料真是非同寻常。这位美国人不知采取什么手段把铃木明、我以至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这种胶卷的复印件搞到手的。

                  ※               ※                 ※

    《每日新闻》前坂俊之撰写的《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现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将定稿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根据《出版警察报》对受到查禁的有关南京事件的外国新闻报道作了介绍，并调查了遭查禁处分的数量。

                      双方不宜对残暴的照片过于认真

    铃木明提出了两张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照片问题（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页），而这两张照片曾刊登在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以及三留理男所著。抗日战争记录》中。

    一张照片是日本兵举起军刀，正欲砍杀一位已万念俱灰的中国青年，而站在后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观看此情景。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海军士兵一手提着一把出鞘的军刀，一手提着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得意忘形。我想，这两张照片都陈列在似乎是位于南京紫金山麓丛林中的南京事件资料馆里。

        本多胜一说，刊登在他那本著作里揭露残暴行为场面的照片是从南京
    大屠杀影集里翻拍过来的。从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奇大这一点，可以推测
    影集里的照片是根据展览用的镜框里的照片翻拍下来的。这种镜框大概就
    是前面所说的资料馆里专供展览用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个陈列馆是不
    向日本人公开的，据我所知，仅给已故的高野实一人参观过。此事，我是
    直接从他那儿听来的。

    且说前面提到的照片问题，铃木明怀疑说：“这张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杀中国人’时拍摄的照片吗？”他说：“具体说来，没有一个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诚然，这样的怀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陈列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一九三○年间岛事件的照片。看来，当时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变态的照片和惨不忍睹的照片。为此，我认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处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当作资料看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占领南京时拍摄的照片，因而我认为铃木明也大可不必对这张照片过于认真。

    至于另一张照片，铃木明举出证据说，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摄有似是身体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着刚砍下的人头的模样。这张全景照片并不怎么稀奇，以前我也觉得奇怪，认为这张照片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在后来看到了一张印得较好的照片，对那个站着的手提人头的日本水兵的脚下边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照片上只照出中国人的人头，没有照出身体。因此，南京的这张照片显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着一个刚砍下的人头似的。

    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
    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
    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
    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
    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
    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
    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
    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
    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
    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
    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
    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
    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
    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
    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
    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
    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
    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
    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
    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
    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
    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
    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
    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会由于听者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

                  ※               ※                 ※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
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
    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
    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
    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
    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
    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
    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
    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
    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
    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
    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
    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
    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
    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
    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
    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
    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
    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
    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
    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并名誉扫
    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
    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
    --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著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
    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著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
    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
    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
    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
    “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
    告知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
    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
    编著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
    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
    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
    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来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

                  ※               ※                 ※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关于一片漆黑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当于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今井正刚尾随在长长的俘虏行列的后面，直至下关。或许是天色阴暗的缘故吧，但说成是黑夜，却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陈述书中说：“下午七时左右到达江岸，捆绑俘虏，枪击俘虏，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时，月色明亮，那里的情形清晰可见，而且手表也戴在手上。”（《远速》，四十三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三页）。

    今井正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漆黑一片的街道，一个劲地向前赶路。”据说，他对前来访问自己--当时住在彦根--的铃木明说：“总之，一片漆黑。”谁都会记忆错误，若有闲工夫去拘泥于这一点，那就应当翻看一下日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还是有月亮。即使是阴天，也不一定就是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师团卫生队绷带所的业务报告。根据该报告，我了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这十天内，只有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三天是阴天，其余几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内，全都是晴天。个井正刚记者跟在大批俘虏后面前往下关的那天，正是将近望月的银辉皎皎的夜晚。

    其次是关于有没有看到扫射现场的问题。由于现场是不可能让新闻记者靠近的，今并正刚即使跟在俘虏行列的后面来到江岸附近，也不可能看到现场。因此，他不能把当时呼救惨叫的场面描绘出来。但对黎明后清楚地看到的下关码头的惨状，都与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铃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来，说：“洞富雄的著作等介绍了今井正刚的手记，说他‘看到了下关两万人的大屠杀’。”他甚至说；“细细地读来，今井正刚所说的真实情况就是‘夜里，向发出枪声的下关走去，发现似乎在枪杀俘虏。于是，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枪杀了多少人，回答说是两万人’。”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暂且不论，但用五十多个字来概括用两千四百余字写成的一篇好文章，却令人难以接受。何况，这样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刚所写的文章，它使没有着过原文的读者理解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述出来”。还有，“身边的人”也不是处身于现场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挥枪杀俘虏、黎明时站在成堆尸体面前的“军官”之一。

    铃木明在批评铃木二郎的回忆录时，说什么南京守军不可能有红枪会那样非正规的部队，又宛如亲眼目睹似地认为重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狭窄的马路上转来转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是说铃木二郎记述的是根本没有的情况。铃木明的批评总给人一种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参照本书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一至三九七页）。

                        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当地的人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对那里的情况，出乎意料地无知。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叙述。前不久刚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写的《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在书中也似乎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而我想在批判铃木明的论点之后，略作批判性的叙述。这是因为我在前田雄二的著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误解南京事件的真相的记述。

    前田雄二作为同盟通讯社的随军记者，与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入城，此后在南京逗留了约一个星期。他这样说：“占领南京后，外电流传说在难民区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我们得悉此事后，觉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组也于十八日（后面介绍的另一记述说是十七日）迁移到在难民区内的原分社。这是在难民区内的治安得到了恢复之后。就在此后不久，从上海传出了日本兵在难民区内‘胡作非为’的说法……我们都面面相觑了。新井、掘川、中村农夫（分社长。--洞富雄注），还有在市区内不辞辛劳地到处走动的摄影记者、拍电影的人，谁都不知道恢复治安以后发生暴行一事。扫荡残敌以及检举揭发逃入难民区内并潜伏下来的中国兵，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结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为，不只是一个同盟社，还有各报社组成的百人报道阵容，他们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备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没有正面提出的气氛，照例是‘诸多辛苦’。如果说在难民区内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是确有其事，那末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便是睁眼瞎了。”（《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页）

    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出版后不久，又将《目击者的证词：“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文寄给桶谷繁雄主办的《星期一评论》，他在文中也这样说道：

        日本军自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区为
    “难民区”，禁止日本官兵入内，在各处要地有宪兵站岗放哨，维持秩序。
    由于同盟通讯社的原分社在难民区内，自十七日起难民区内的分社恢复工
    作后，我们以此为活动基地。在难民区内，商店、饮食店、钱庄等已经开
    门营业，人们恢复了日常生活。中国人多次经历过战乱，我们对他们的顽
    强的生活能力瞠目结舌。于是，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里，日本军不可能胡
    作非为，即使有胡作非为之事，也逃不出开始生活在该区内的我们的情报
    网。

    前田这样记述道：“十四日，在难民区内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结束，治安得到了恢复。记者们谁都不知道后来日本军在难民区内发生过暴行之类的事。”然而，这果真是事实吗？

                  ※               ※                 ※

    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峰时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               ※                 ※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平”，“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
    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
    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
    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
    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
    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
    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
    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
    ‘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
    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
    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
    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
    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
    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
    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
    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
    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
    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
    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
    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并是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严重的集体轮奸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奸）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书2，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引书1，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那样，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               ※                 ※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               ※                 ※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