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杀、烧、淫、掠被害的同胞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的有十九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十万余具。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暴行，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众，持续时间之长久，杀人手段之残酷，均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它已成为历史铁案，任何人也休想翻案。却有一位日本拓殖田大学名为田中正明者，竟然闭起眼睛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书说是“传闻”，妄图以“传闻”来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翻历史的案。

    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至今留存着大量历史文献的确凿记载和尚活着的幸存者身上的累累伤痕，都是铁证如山的历史见证。笔者曾参与调查访问，经过这场浩劫，死里逃生，至今还活着的幸存者有1700多人，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是最有资格的见证人，他们陈述的日军当年种种大屠杀暴行，真是骇人听闻。

    12月16日日军在煤炭港集体屠杀我无辜同胞三千多人，陈德贵是这场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南京沦陷时，我才十六岁，躲在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第二天早上，日军从几千难民中抓出一批年青人，我也在其中。日军把我们押到煤炭港关在一间仓库里，先搜身，把值钱的东西抢去。第三 天早上，日军打开仓库门，每十人一批批的推到河边，一阵枪响，出去的人被枪杀了。我是第三批被推出去的。当时大约在上午八点多钟，日本兵举着刺刀押着我们到江边河汊口，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三十多个举枪的日本兵。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抢先一个猛子扎到河里，潜永游到对岸，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下面，“亲眼看到一批一批同胞被日军枪杀。从早上杀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没被杀完，日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军走了，我摸到江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就从死人堆里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尸体中间。第二天几个日军从栈桥头经过，发现我在抖动，朝我打了一枪，子弹从我大腿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腿上和手上还留有伤疤。”

    12月16日日军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五千多人，刘永兴是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他原是一个裁缝，家中五口人，南京沦陷时，住在大方巷难民区。冬月十四日，他和弟弟一同被日军抓押到下关中山码头，“日军抓了好几千人，周围架起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我的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用机枪扫射，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机枪扫射之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日军除集体屠杀外，还逢人便杀，夏淑琴一家九口，被日军杀害了七口人。他家住在光华门内新路口，院子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回族，四口人；他家九口人，共十三口人。

    “一天，日军冲进来，枪杀了我们两家十一口人：邻居家四口和我家七口人。我的父亲、外婆、外公被日军枪杀，母亲和两个姐姐被日军强奸后杀死，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妹妹被日军戳死。当时我才七岁，背脊上被戳了两刀，左臂被戳一刀。三 岁的妹妹被惊呆了。我身上至今留有疤痕。”

    据确实的调查统计资料：日军屠杀的幸存者176人中，至今身上留有枪伤刀疤的66人。其亲属被害的544人；被奸淫的44个妇女中本人尚在的约10人；房屋被烧毁的29人；亲自目睹日军杀、烧、淫、掠暴行的948人；曾参加埋葬尸体的15人。日军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所有这些，田中正明当然不会亲耳所闻，亲眼目睹。然而，这些幸存者的控诉，不正是历史的真实吗？

    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近年来日本国内也陆续披露了不少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军官的日记、士兵的自白、速写、札记等，这些是当年屠杀者作为“显赫战功”的记录，应是真实可靠的了，恰恰从另一立场暴露了当年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证。日军16师团长《中岛日记》中记载了12月13日屠杀俘虏的情况：“扫荡俘虏……因采取大体不要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约有7，000—8，000人，……处理掉这7，000—8，000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先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所谓扫荡“处理”，即是屠杀。

    日军特派记者横田12月16日在南京发出电文，以“俘虏众多难以处理”为标题，报导了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附近俘虏14，777名中国军民的事。这篇报导没有透露屠杀情况。直到1984年原日军士兵栗原利一当年的速写和笔记公布，才披露了这次在草鞋峡屠杀的详细情况。日记中说：“日军是在那年十七日或十八日晚上杀害中国人的。从午后开始，日军将中国人反绑着手臂连成一串，从看守所押送到四公里外的长江岸边。本来听上级说‘要把俘虏押到岛上去’，但突然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顿时一片枪声，枪杀大约持续了一小时。他们为了躲避平射而来的枪弹，纷纷爬到已死的尸体上，结果形成了三、四米高的尸山。”这一记述，与前见证人唐广普的控诉在时间、情节、地点上都是一致的。

    日军在中山码头的屠杀：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了这一惨景，他证实道：“我于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到下关，我跟随到下关。深夜，这些中国人全被处决，码头上，黑乎乎的尸体堆积如山。只留下50人到100人被命令向江中丢尸体。他们一声不响地忙个不停，就象在演哑剧。在朦胧中渐渐看清长江对岸。码头上到处闪烁着微红的光亮，那都是积存在一起的滔滔血泊。

    作业完毕，留下的‘苦力们’被迫排列在江边，哒哒哒！一阵机枪声，只见这群人或仰面，或朝前，尽跌江中。”

    今年七月六日，日本《朝日新闻》公布了原日军第十六 师团福知山20团，曾参与过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75岁的东史郎、78岁的增田之助和71岁的上羽武一的作战日记和手记等材料。他们三人在侵华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前夕，出于心灵上的内疚，带着现场记录会见了记者，并谈了自己屠杀和目睹屠杀的惨景。曾是上等兵的增田之助在《南京城内扫荡》日记中写道：四连进入南京城后，立即开始扫荡。日军闯进南京大众医院，没有找到中国人，便把医院设备砸烂。翌日傍晚，“四连抓到600名中国军民，挨个脱下他们的衣服，用电线等绑起来，拉到玄武门附近一次处决。……在被害的600人中，有200是军人，其余全是普通市民。”

    以上所举这些资料，不仅是南京大屠杀时受害的中国同胞的血泪控诉，也有南京大屠杀时日军随军记者的战地报道，还有直接参加屠杀者的真实记录。虽然立场不同，身份各异，但却相互印证了同一史实。日军南京大屠杀是无可置疑，证据确凿的，田中正明的所谓“传闻”说，是站不住脚的。田中正明为达到他否定历史事实的目的，还说：“‘经历者们’都是处在严格的言论控制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既然如此，说杀了20万或30万，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作为一名大学讲师，语言逻辑竟混乱到成为欺世惑众的败笔。须知，现今尚活着的一千多名幸存者，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大多目不识丁，或识字很少，当年他们甚至还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但是，对日军暴行所留下的累累伤痕，以及家破人亡的悲痛结局，却终身难忘，余恨难消。他们对日军暴行的亲身经历是血泪的控诉，是人权的呼声，是历史的见证，而且已被国内外无数历史调查者所证实。何谓“控制”？

    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幸存者，如今尚有不少散居在香港、台湾和海外。他们对日本少数人借修改教课书篡改历史，否认侵略中国，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出于民族义愤，纷纷发表文章揭露当年日军大屠杀暴行。现住台湾的郭歧先生，当年是中国守军营长，南京沦陷，未及撤退，化装成平民躲进难民区，三个月后逃离南京。曾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日军大屠杀暴行写成《陷都血泪录》于1938年8月连载在西安《西京平报》上，它真实的记录了日军杀、烧、淫、掠暴行。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该文被列为日军罪证之一。四十年后，郭歧先生在台湾又将原著重新修改补充发表，题为《南京大屠杀》它是重要的历史见证。现居美国洛杉机的钮先铭先生，抗日战争初期，在南京保卫战中任中国守军营长，守卫光华门，旋奉命担任断后任务，最后撤退时，日军已占领南京。他急中生智，先后躲在永清寺和鸡鸣寺，装了八个月和尚，才幸免一死。后来逃出虎口，辗转至重庆。他著有《空门行却》、《还俗记》两书，以目睹事实，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近年，钮先铭先生对日本少数人企图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血腥罪行，又以亲身经历揭露日军在长江边上元门大洼子一带屠杀我军民的暴行，他在《南京大屠杀目击记》一文中写道：“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沙滩上堆满了的尸体。江水潮汐流冲尸体，使得半干半湿的泡在水中，由于天气渐暖而渐渐腐烂，露在破军衣外面的手脚和面部变成了半骷髅型。眼前所呈现的情景，即使用‘心惊肉跳，惨不忍睹’来形容，也不尽然能描述我和二空当时的心情！

    这又是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这两位历史见证人，现在并不生活在大陆。

    还有不少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并及时向国外发表了消息，如《纽约时报》的蒂尔曼·法、抖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四位新闻记者，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由于人道和正义，对日军的残暴行为，作了真实的揭露，其中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法丁，1984年4月随美国老新闻界“重访中国团”，来到南京，笔者拜访他时，他语调深沉地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南京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沦陷了。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平民，满街是尸体。街上还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本兵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人一批一批的逼令他们相互残杀，而日军却站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之极，我及时地将亲眼所见的惨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电，详尽的揭露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但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是不允许向外界揭露当时的真相的，我只好驾车到上海去发，行走了二十哩，被日军拦住折回，后来设法辗转到上海，才发出电文，《纽约时报》刊登在显著地位，各国报纸争相转载，激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慨。这些距今已四十多年了，在美国和中国当时的报上都可查到。”又如，英国《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出于正义，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和当时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外国友人记录的日军暴行信函和历次致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书等文件，于1938年3月编成《外人目睹日军暴行》一书。该书揭露道：“在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整个希望幻灭了。连续不断地屠杀，大规模地、经常地抢劫，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军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以上所列这些都是中立国家的侨民对当时历史的真实报道，是人道的、正义的呼声，又何“言论控制”之有？

    正因为此，对于田中正明之流散布的种种“虚构论”，也受到日本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普遍谴责。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为代表的许多进步学者，先后就南京大屠杀发表不少著作和文章，批判“虚构论”。洞富雄先生的两部著作是《南京事件》（1972年4月，日本新人物出版社出版）和《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1975年8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出版）；资料集是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1973年11月，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1982年又出版了《决定版·南京大虐杀》（日本现代史出版会出版）。在这些著作里，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资料为核心，结合当年报纸上的有关报导及战后出版的有关记录、回忆等第一手资料，有力地批驳了“虚构论”。洞富雄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一个正直的日本人的心愿。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无论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复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正直的日本人民的呼声。